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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一 风烛残年（第1页）

“曾国藩全书（..）”！

篇十一风烛残年

一、再次回任两江

同治九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后只七十天，全国上下对此事纷纷议论，他又因为年迈多病而没能完成善后工作，只得遵旨重任两江总督。金陵城内的两江总督的衙署，曾国藩进进出出达六次。虽然他还有诸如太子太保、大学士之类的虚衔，并在皇帝御宴群臣时享有坐在首席的荣耀，但两江总督这一职位却是他权势的顶峰。

同治九年八月初四日，曾国藩正在对天津教案进行紧张处理，突然奉到上谕，调他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的职位。初七日，他立即以眼病为理由，疏辞两江之任，并称，等天津教案一结束，即请开缺。在私下里他说：“趁此尽可引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但是，朝廷于十二日给曾国藩批复，谓“另简贤能之处，着无庸议”。二十五日，李鸿章便来到了天津。九月初六日，他急切地把直隶总督的关防印信接了过去。

朝廷调曾国藩离开天津，离开直隶，主要原因是为了让他避开朝廷内外对他的种种非议，同时也是为了让他去处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这件案子。上谕说：“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曾在两江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能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虽然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形式，当时连曾国藩本人也怀疑这次调动的真正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调离，尤其对刺马案的具体情况他也不了解。自刺马案发生后，清廷于八月初三日、初八日、初十日、二十三日和九月初十日连发五道谕旨，运用严厉的措辞，谓“兼圻重臣，猝被凶犯行刺，情节重大”，应就“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情事”，进行“熬审”，“尽法惩办”，“不得含混奏结”，并且于案发后第七天派江宁将军魁玉代理两江总督的职务，风风火火赶到金陵推鞫，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前去会审。

曾国藩在天津刚刚把一桩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奇案给处理完，很多非议都把矛头指向他，他自然不愿再去负责这桩刺马奇案，加上，这时朝廷已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到金陵去进行仔细的审问，严加办理，他更不想把太多麻烦惹到自己身上，因此避开直接办案。所以，他找了很多的理由，在京城里故意消磨时间，于十月十五日才启行出都，闰十月二十二日接替两江总督的职务。这时，距他接到调任两江总督朝命的时间已经有三个月零二十天。果然，正和曾国藩所想的一样，郑敦谨等已经为刺马奇案确定了谳词，曾国藩接任职务以后，仅仅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中饭后，“至贡院与郑小山尚书会审”时，把首犯的名字点了一遍，也没有刑审，便于第三天向朝廷发出了定案奏折。他向家人两次都表示：“张汶祥毫无确供，即再熬亦属无益，只好仍照魁将军等上年原定之案具奏。”“谷山之案，竟未审出别情，仍照魁、张原拟定谳。”令人感到可笑的是，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家信中还在教训儿子的时候非常认真，说的话尽是“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既然他自己很清楚张汶祥“毫无确供”，曾国藩为何不为了弄出一个“确供”来学习商汤、文王、周公，夜以继日地工作呢？这种语言和行动上的不一致，他在私下里也进行了解释：“自患目病，肝郁日甚，署中应治之事，无一能细心推求。居官则为溺职之员，不仕又无善退之法，恐日趋日下，徒为有识所指摘耳。”曾国藩对待刺马案根本就是草草了之，不细心推求，别人说什么，他就跟着附和，固然有目病肝郁的原因，但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来，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后人所说的“国藩不欲探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也不是没有道理。

马新贻于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遭到了刺杀。那天上午，他在总督署右边的校场检阅射箭，结束了以后回署，在就要进便门的时候，忽有一人大喊伸冤，骤奔至马新贻前，左手把他的衣襟掀了起来，右手将小刀刺入右胸，又反卷了几下，肠子在刀尖上被带了出来。马新贻刚大喊一声“我已被刺”，就倒在地上昏倒了。第二天就一命呜呼。这位刺客成事后并不逃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并且大呼曰：“我就是刺客！我愿已遂，我决不逃！”这一发生在戒备森严的督署门前的刺杀，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朝野。金陵的司道们更是心惊肉跳，个个都忙坏了，连日开庭审讯。刺客张汶祥上堂，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出来。首府孙云锦及上元县令张开祁、汝宁县令萧某把供辞记录了下来，犹豫不决，更不敢录供通详，乃就商于藩司梅启照。原来，张汶祥供说的是，马新贻与曹二虎、张汶祥以前都做过绿林，三人曾结拜为兄弟，后来马新贻的地位渐渐高了，升为安徽布政使，见曹二虎妻很美，就把她骗到署里，与她私通。事情被曹二虎等知道了以后，马新贻捏造曹二虎通捻罪，假手杀曹二虎于寿州。张汶祥听到这件事情，赶往寿州，伏尸痛哭，发誓要为好朋友报仇，所以才发生了校场刺马的事情。梅启照听到两位县令的这段转述后，马上断言：“此官场体面所关也，不便直叙。当使供江浙海盗，挟仇报复。”但张汶祥对他的供词却誓不修改，虽然对他严刑逼供，他也不改口。梅启照“言于护督魁玉，假造供词，以海盗入告”。后来郑敦谨因为佩服张汶祥，想要减轻他的罪名。总督曾国藩坚决不同意，只好以假供结案，将张汶祥凌迟处死于金陵城北的小营，并在马新贻灵前，摘心致祭，真可谓是惨无人道的杀戮。

虽然张汶祥死了，但对于刺马缘由的记载，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纷纷扬扬。一个当时的上元县书吏胡翁，后来谈起马新贻见色杀友的这段案情，描绘得非常真切，张相文因此概括说：“大抵社会上的说法与胡翁的相同；官场上的说法则和奏章相同，所谓官样文章者乎？”曾国藩则是这篇官样文章的最后审定者！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七日，王运在给朱香孙的信中这样说：“吾等局外，不妨私议。试以尊意报我，无若郑尚书屈杀张汶祥也。”其实，如果说曾国藩“屈杀张汶祥”又何尝不对呢？

二、鞠躬尽瘁，孜孜不倦

曾国藩第三次任两江总督，从他接任算起直到他逝世，才有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他虽然“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感到非常忧郁，又患眩晕、目疾、肝风等病，身体已经到了十分衰弱的程度，但他这个人终究还是重视修养，严于律己，有责任感的，故他就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依然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

一年中，他所做的工作非常多。

他首先抓紧进行练兵。清制本定期对各绿营进行检阅，但江苏通省水陆各营大阅大典，自道光三十年以后，一直都没有举行过；东南用兵有十几年了，绿营却没派上用场。因此，曾国藩自同治十年八月十二日起，到十月十五日止，历扬州、徐州、清江、镇江、常州、苏州、福山、吴淞口、松江等地，对绿营进行了检阅，挑出一些湘勇用于训练或防守，共六十二营及水师十一营。一个右眼失明的垂垂老者，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都在江淮之上奔波，诚然是用心良苦，也足以表明他有着非常坚强的意志。

他在检阅中深感江苏全省可以依恃的兵勇实在是太少了，“兵数则原额三万三千四百名有奇，现存二万四千二百名有奇，其中多寡参差不一，有已逾原额之半者，有不及原额三分之一者。兵数较多之营演阵，尚有可观，其畸零不成队者，数营合操，仍难整齐，缓急殊不足恃”。他在奏折中把应该改革的旧制归结为四点：一、担当护饷、押犯、缉捕等差役的，不应该用太多的兵力，担当习技、练阵、听令等事的，兵力应该多而且集中，以专责成，不能再如以往一样，把差、操两类兵混为一谈。二、绿营饷银不足，“即使照数满发，犹不足以供事畜之资。而各省司库支绌，尚有只发七成、八成者”，所以会有“兵丁或小贸营生，或手艺糊口，应名充数，出征则漫无斗志，毫不足恃”这样的结果；练兵虽已加饷，但如果加饷却不裁军，那么军饷是不能够维持很长时间的。三、对鸟枪门药的使用应该逐步减少，“恐不能不全用洋枪，而各项器械亦有当用洋制者”。四、水师仍有用马战守者，实在是与水师的名称不相符。“既号水师，即宜居住舟中，官兵皆以狎水为能”，“以船为家，但可兼操陆队，不复分管陆汛”。且各省都应该筹备资金用于造船。江苏的兵员情况以及四种旧制，实际上当时这种情况在全国各省都存在，所以是非常典型的。曾国藩的这些改革措施，如果能逐一实行，清兵的战斗力一定会得到很大提高，从防内为主转向抵御外敌。可惜当时的清政府已腐败不堪，又有几个人能像曾国藩那样头脑清醒呢？

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水师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付来自海上的外侮，依靠水师也是唯一的出路。故他对水师的建设非常重视，于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曾专折具陈议对江苏水师章程进行修改，后经马新贻等修改完善。在曾国藩逝世前的四十天，即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续写了二十一条江苏水师章程，对水师的巡哨范围、如何添造与配置船只枪炮、炮台的管辖，如何配合陆军、官兵的数目、粮饷与惩处等等，没有一项考虑的不周详的，为后来建成的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的指导思想和营规营制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在他的暮年，除亲自到达上海对新造的轮船进行察看以外，还与李鸿章一起，奏请朝廷派了一批青年到美国学习科技知识。

为自卫而训练兵勇，为自强而学习西方，这就是这位“老成持重”、“百僚是式”的曾国藩在政治上的远见。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却又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而在建设军队与向西方学习时则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金陵时的曾国藩，还对吏治、河道、海运、盐政等事务非常关注，还预筹与日本通商修约章程，又在上海与奥斯马加国换约，总是在忙忙碌碌地工作，真可以算得上是为国忘躯。

曾国藩一生都非常注重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在暮年更加注意对自己进行批判和苛责。他最后的一封家书中是这样写的：“宦途险峻，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这句洞彻千古官场之言，也就是他一生小心翼翼的原因所在。他对国家非常忠诚，常以“圣教”要求自己，在家书中他进行了自述：“吾自问服官三十余年，无一毫德泽及人，且愆咎丛积，恐罚及于后裔。老年痛自惩责，思盖前愆。望两弟于吾之过失时寄箴言。”当他听到有关长江水师士卒敲诈勒索的一些传闻时，就提高了自己的警惕，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在给家乡的弟弟写的信中说：“长江水师，外间啧有烦言。或谓遇民间有骨牌、字牌者，则以拿赌讹索，得数千或千余文，乃肯释放。或以查拿私盐、查拿小钱、搜索民舟及附近人家，讹钱释放。夜索打更之灯油钱。民船拉纤，不许在炮船桅上盖过。干预词讼，至有哨官棍责举人者。甚且包庇私盐、袒护劫盗种种弊端。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两弟在省时，亦常闻此等闲话否？如有所闻，望详细告我。”只用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他如何严厉地管理自己的部下，管理自己。济济百官，天下能有几人像他这样！

大体上人至老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就往往会追悔，曾国藩也并不例外。例如，他想起多年的老友冯树堂，不免对自己进行了责备：“昔在祁门，余与之口角失欢，至今悔之。今年渠至此间，余对之甚愧也。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老年人不但喜欢追悔，还喜欢怀旧。吴廷栋，字竹如，虽然比曾国藩的年龄大了十多岁，却是曾国藩早年在京都治学时的挚友。此时吴廷栋都已经八十岁了，寓居金陵五年，住宅并不宽敞，又因为脚有病不能走路，却终日端坐在屋里不停地校书。曾国藩盛称他是个“讲躬行心得者”，每个月两个人必定会见一次面，促膝谈论。他逝世前一个月的正月初二日，到吴廷栋家里去贺年，二人畅谈学业，又言及倭仁逝世，当年在京城的好友一个一个都逝世了，欷良久，黯然辞别。谁料这竟然成了两人的临终一见。

曾国藩在金陵的这一年中，似乎已预知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对家人总是给予谆谆告诫。他殷切地期望兄弟子侄“互相切磋，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多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又对两个儿子嘱咐说：“尔辈身体皆弱，每日须有静坐养神之时，有发愤用功之时。一张一弛，循环以消息之，则学可进而体亦强矣。”又将他所知道的前辈的养生六事，再次告诉了家人。曾国藩自己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了，却反复向家人提出养生之道，实在是人到晚年，“其言也善”啊。

曾国藩不但在治政、治军、修身、诲人等方面，从不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治学方面，他也总是持着孜孜不倦的态度。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是这样写的：“余以生平学术百无一成，故老年犹思补救一二。”在逝世前一年中，他写了好多首诗、十多篇文章。其中五月间所作《湖南文征序》与六月间所作《重刻茗柯文编序》，对于古今文章源流的论述甚为精辟，可谓是一部文章史概论。

曾国藩在临死的前月，还写了一篇墓志铭给湘军后期名将刘松山。他的日记中，有一篇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将作《刘寿卿墓志》，而久未下笔。”初六日又写道：“将作《刘寿卿墓志铭》，仅成二行许。”初十日则是：“将作《刘寿卿墓志》，而疲倦似不能支。”到了十四日是这样记载的：“作《刘寿卿墓志》百余字。”这篇墓志铭，终因曾国藩病发未完稿，竟成了他临终前的绝笔。

在吟诗为文的同时，曾国藩依然没有停止对书籍的研究。居家阅读，行船坐轿阅读，这已经成了他几十年的习惯。他告诉家人说：“余衰颓日甚，每日常思多卧多躺，公事不能细阅，抱愧之至。看书未甚间断，不看则此心愈觉不安。”“目光似更昏蒙，或以船轿中看书稍多之故。”他甚至自同治十年起，规定每天都要看几页《资治通鉴》，随手记录大事，以免忘掉。他发病后，还不忘读《理学宗传》。二月初三日，他把其中的《张子》卷读完，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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