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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北宋儒学的脉络（第2页）

在外患当前，赵宋皇朝已然朝不保夕之际，杨时却仍然执着于学术之辨，其急于为长期被压制的洛学争取到官方承认之地位的心态虽然可以理解，然而在斯时斯景之下，却诚为不智之举，以至千载之后，四库馆臣在《龟山集》的提要处对此亦不免讥之为：“又于靖康之时，首以诚意进言”，[32]“未免少迂”，而在当时，杨时因学派之私而置朝局于不顾的举动，更是引起了当时朝议清流以及太学生们的一致反弹，以至于不得不狼狈去职，挂冠而去。

然而从客观上讲，杨时的这一次发难，却是使得统治者意识到了洛学是除开王氏新学之外的一大可资选择的资源，是以在宋室南迁、高宗继位，刻意要与前代划清界限的时候，洛学的大兴，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二）批驳荆公新学

宋室南渡之后，高宗即位，面对汴京失陷，国土沦亡的局面，急需理清前朝政治败局的责任所在，但对于高宗而言，他却绝不敢将责任推到已然蒙尘漠北的徽钦二帝头上，更何况，是时蔡京等暄赫一时的当国权臣，也已然成为了朝野公认的误国权奸，是以高宗皇帝顺理成章地将靖康国难的责任，尽数推到蔡京一党头上，而在数十年来，一直被蔡京等人扯为护身大旗的王氏新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酿成北宋末年政治败局的替罪羔羊。

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当时的兵部侍郎王居正献《辩学》，攻击王氏新学，与高宗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王居正）进言曰：“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敢请。”上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33]

高宗在这里给王安石之学下了一个“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的结论，而这一观点，其实恰恰是杨时在靖康元年的《上渊圣皇帝书》之中所着力阐述的。

借着高宗将靖康之变归罪于新学的同时，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洛学，也终于有了抬头的机会。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八月即下诏将杨时“召还朝。未至而又召（谯）定。是时给事中许景衡、左司员外郎吴给、殿中侍御史马伸皆号得颐之学”。[34]一时之间，造成了洛学中人，群聚庙堂的景象，而绍兴元年（1131年），高宗诏赠程颐龙图阁直学士，更是极具象征意味的事件，标志着洛学在遭遇了自元祐以来数十年的打压之后，终于有了走向庙堂的机遇与可能。

然而王氏新学成为宋室的官学已有数十年光景，虽然其中也有过反复，但终究是时日绵长，根深蒂固，洛学虽然有了被朝堂接纳的可能，但要说真正取代王学成为官学，却还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就在高宗作“天下大乱，生于安石”的论断并被王居正用作《辩学》序的绍兴五年（1135年），哪怕是在官方的引导下，科举考试中仍不能以洛学取代新学作取舍的标准。胡安国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为：“绍兴五年，省试举人经都堂陈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盖从于新学者，耳目见闻，既已习熟，安于其说，不肯遽变。而传河洛之学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

经过靖康之际的那一场轰动朝野的争执，杨时是时已然是深孚天下洛学学者之望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是以高宗皇帝甫登帝位时，但立即下诏召其还朝，尔后又屡加封赐，而杨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是时洛学在朝堂之上所面临的机遇与局面，是以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光之中，仍然捉紧时间尽一切机会展开了对王安石新学的批驳。

绍兴三年（1133年），杨时致仕归乡后，以八十一岁高龄，连作《三经义辩》、《日录辩》、《辩字说》等三书，站在理学学说的立场，对于王安石的新学进行了集中的批判。

王安石不赞成性善性恶说，而持性情统一论，在他看来：“喜怒哀乐好欲恶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情者性之本，性者情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35]据此而王学认为“情者性之本，性者情之用”，是以反对格除人欲，在这一点上与理学学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杨时声称，这是因为王安石新学未知“性命之理”。

他认为：“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因为：“其曰‘使我’，正所谓使然也，然使者可以为命乎？以命在我为性，则命自成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性即天命也，又岂二物哉？若云：‘在天为命，在人为性。’此语似无病，然又不需如此说。性命初无二理，第所由之者异耳。”[36]

而对于王安石对“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命题所做的“高明所以处己，中庸所以处人“的这一诠释，杨时也从理学的角度做出了批判，在他看来王安石此说无疑是将“高明”与“中庸”截然分开，从而“所以自待者常过，而以其所贱者事君亲也”[37]，在他看来，此举不啻于离经叛道的举动，将导致“离内外，判心迹，道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凿”[38]。

杨时认为，“高明”与“中庸”二者本应是体用关系，不可截然而分，是所谓：“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体，中庸者高明之用也。”[39]“极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则贤智者过之也；道中庸而不极乎高明，则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为二致，非知中庸也。”[40]

杨时的这一看法，虽然后世的朱熹也不尽认同，认为：“《或问》中以杨氏所讥王氏之说为非是。柄窃以高明与中庸虽非二物，然细分之，亦不为无别……王氏判而为二固非矣，而杨氏又浑然无所区别，则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实也。”然而在当时这一对于王安石新学的批驳却极具影响，连是时高宗皇帝在与秦桧等大臣谈论时也说：“极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41]。可见高宗皇帝也受到了杨时学说的影响。

自然，对于杨时对荆公新学所展开的猛烈批判，并不可以视为纯粹的学术之争。自王安石变法而引起了“新旧党争”以来，北宋朝堂上新党与旧党的相互攻讦便无日无之，甚至可以说“新旧党争”是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洛学作为站在旧党立场之上的学派，其对于王安石新学的攻击渊源有自，早在宋神宗元丰年间，二程就已然与王安石有过类似的交锋。

由王安石一手创建的新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以及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在北宋中后期的学术界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其影响远在与其同时的洛学、蜀学、朔学之上。荆公新学在学术之上的建树亦难以抹煞，其重视礼学、推尊《孟子》，以及在解经之时注重文字训诂方法等方面，都对于当时的学术风潮有着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北宋中后期社会各种学派思潮在建构各自的学术体系的时候，都难以逃得开荆公新学这一语境的笼罩。

然而荆公学说产生于政见纷争之际，这也就注定了它绝不是作为纯粹的学术体系而存在的，荆公新学为了肩负给熙宁新法提供理论基础的这一使命，使得其在许多地方不得不强自为文，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在先天上就有许多不周之处，而在王安石身后，站在荆公新学立场的所谓新党党人，更多地只注重于荆公新学之中的政治理念方面，对于学术建构漠不关心，反而沿袭了自王安石时代就曾采用过的以政治强制力来推行学术专制的做法，这更使得荆公新学的学术建构在王安石之后便后继无人。在杨时活动的时代，新学已经完全沦为了当时权臣党争的幌子与工具，是以杨时这种过于激烈甚至于颇有陷于意气之争的对新学的批驳举动，也有着他深刻的心理基础。

二程作为北宋中后期自创门风的哲学大师，对新学弊病的指摘均是立足于洛学学说的基础之上，有着充分的学理基础，所以较诸三苏蜀学的嬉笑怒骂而言，更能鞭辟入理，接触本质，而杨时作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洛学学者，他对于荆公新学的批判虽然时有迂于意气之争的嫌疑，在理论基础上也不若乃师那般深厚，但其早年时为应付科考曾经研习过荆公新学，又曾出入释、老二家之学，是以他对于新学的指责，往往可以入其室而抄其戈，真正切中其弊，正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所言：“杨时于新学极精，今日一有所问，能尽知其短而持之”，所以

杨时为批驳新学而做的几部著作，在当时影响极为深远。绍兴九年（1139年），时任言官的杨时之婿陈渊，与高宗皇帝谈论理学与王氏新学之优劣异同之时，高宗皇帝就亲口称：“杨时之学能宗孔、孟，《三经义辩》甚当理。”[42]可见杨时晚年站在理学学者立场所做的驳斥王氏新学、播扬洛学之作，引起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充分关注，为南渡之后洛学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总之，杨时虽然幼年曾受佛老影响，少年时亦曾研习荆公新学，然而自从师从二程之后，却一直在学术上、在行为上，都坚守着理学学派别的思想与立场。在元祐之后洛学迭逢打击的情况之下，正是由于杨时的努力，保证了洛学门风的传承与播扬，而洛学于南渡之后大兴于天下，与杨时的作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外，在当时朝廷上禁绝洛学公开讲学的情况下，杨时借着自己游宦四方的机会，传播洛学，从而将洛学门风传进了地处东南一隅，在当时相对闭塞的福建，直接催生了朱熹闽学的诞生，程颢当日目送杨时远去之时曾言：“吾道南矣！”杨时一生所行，实无愧其座师这一转语。

杨时对于二程著作的考订编纂，以理学学说的观点对于儒家典藉进行解注的工作，不但在当时使得二程思想的原貌得以保存，同时启迪了斯后的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也给后世的研究者们，保留了理学学说草创之初思维路向的原貌，使我们可以了解到二程与朱熹之间思想承转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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