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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男辫还是女辫（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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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天在巴黎，先是从互联网上看到有关哈金的《等待》在美国走红的消息，然后又看到有关国内的《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对《等待》批评的消息，再后则又看到香港某刊物上对《中华读书报》上的批评文章予以反驳的文章，一时只觉得眼花缭乱，有趣，却又摸不着头脑。

在海外的中国作家——这里只就血统而言，其人具体持有怎样的护照，是否获得了外国“绿卡”或人了外国籍，姑暂勿论——这些年来直接用西方语言写作，其著作出版后在西方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有的还获得了西方文化界的著名奖项，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以我知道的举例，1992年张戎用英文撰写了《鸿》，这本书写的是她外祖母、母亲和她自己，三代中国女性的故事，出版后一炮打响，获得了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英国大出版社现在约请她撰写《毛泽东传》，出资让她周游列国搜集资料，包括回中国从各个角度挖掘新素材，她每回到北京大都下榻王府饭店，气派很大，据她自己告诉我，该书已基本成型，再细致加工后，将于2002年春天隆重推出，出版社当然期望能引起比《鸿》更强烈的轰动效应。这两年张戎已经不是一枝独秀，在法国，先是程抱一用法文写了本自传性长篇小说《天意》，写他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留学法国后的遭际与心路历程，获得好评，后来戴思杰也用法文直接写出了长篇小说《巴尔扎克和他的小女裁缝》，这本书的题目很讨法国人的巧，但内容却是写的中国“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此书长时间高居法国图书销售量排行榜前列，各大报的图书评论版上可谓好评如潮，因为有轰动效应，所以法国人一个时期互相送礼，都是买本戴思杰的书，觉得出手十分时髦体面。我7月短期赴伦敦，又发现英国最著名的企鹅出版社刚出版了一本《天边》，是一位中国女士高安民直接用英文写的，内容是她自己在中国四十多年的坎坷遭际，看报上的评论也是调门很高。至于在美国的哈金，他那本长篇小说《等待》，写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医生被迫与一位小脚女人结婚，婚后身心饱受伤害，后来他与一位大脚的女护士产生了感情，但千辛万苦离成了婚后，却已经失却了性爱的能力。国内作家有不少声言喜爱甚至崇拜福克纳的，但美国评定福克纳文学奖的人士大概根本不知道这些作家作品的存在，因为他们只审读直接用英语写作的作品，而哈金的《等待》令他们觉得非常之好，所以把这个大奖评给了他。有人告诉我，像英国的“布克奖”、美国的“福克纳奖”，在西方人眼里是不亚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至少，获得这样的奖项也就意味着离诺贝尔文学奖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写这篇文章时，还不知道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谁，但是，倘若获奖者是个并不定居在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并且是直接用西方语言写作出版其作品的，或面对西方翻译家写作，其作品并不是主要以中文流布，而是在西方比在中国国内更为人所知所赏的，那样的中国作家（或者严格而言，只是有中国血统，按实际身份算，应为西方某国的“少数民族作家”），那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中国作家作品这样地“走向世界”，没有了方块字，不面对认识方块字的读者，甚至作家本人按护照论也不是中国国籍了，只是所讲述的故事是中国的，中国读者得等待着有人把那作品从西方文字再翻译成中文，才能分享“中国文学终于走向了世界”的辉煌，想到此，真不知是该把这“走向”的历程称之为“悲壮”，还是“悲惨”！我倒觉得定居何处、用什么文字写作，属于作家创作自由的一部分，人家的初衷也未必是要代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很可能只是谋求自我的事业成功，并不代表任何其他人士或群体，对此，我们应该心平气和。

《鸿》有张戎弟弟张朴的中文译本，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我读过，也许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又也许张戎的英文非常漂亮而张朴的译文未能达到漂亮，读后感可以用三个字概括：“不稀奇。”戴思杰和哈金的小说没听说有中文译本。这里再啰嗦几句——有人以为这些作品至少是作家先有个中文稿本再转换为西文的，非也，人家是直接诉诸西文的，他们之所以能在西方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要面对西方读者，按西方的思维方式进入创作，用西方人喜欢的叙述方式和认为是漂亮的文字来达到西方认定的优秀标准，所以他们的这些作品有的竟并不适宜翻译为中文。

在巴黎从互联网上看到的报道说，《中国读书报》上批评哈金《等待》的那篇文章，认为哈金是用“小脚”“辫子”这些丑恶的东西来满足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还有小脚新娘吗？该书的封面上，印着一截竖着的大辫子，能以这样的符码来象征现代中国吗？而香港某杂志对这一批评的驳诘则说，怎见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没有了小脚新娘？即使那时小脚新娘在中国大陆已经非常稀少，作家却有选取稀少个案来构成故事的创作自由。这一驳诘从逻辑上是成立的。网上有《等待》的书影，封面上的那条大辫子非常抢眼，香港某杂志说，怎见得那是条清朝男人的辫子？那很可能是条女人的发辫，那是现在中国少女脑后依然可能存在的发式，何必大惊小怪？对于这一驳诘，我个人却觉得难以认同。

虽然早在十三世纪西方就出现过《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人了解中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那只是纯文字记载，而且至今仍有人怀疑其真实性；西方人对中国有比较多的感性认知，还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照相术发明后，一些西方人到中国实地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照片的作用比文字大得多，后来又有电影纪录片的拍摄，自然给一般西方人更强烈的印象；在那些照片和纪录片里，中国男人脑后拖着辫子，中国妇女普遍缠足，而且那时中国的富绅士子多数都以“金莲”为美，越小越美，这在《金瓶梅》那样的书里有淋漓尽致的描写，而《金瓶梅》全本早就在西方翻译出版，甚至直到今天仍比不写“金莲之美”的《红楼梦》影响要大许多，西方人把这样的中国书和来自中国的照片、纪录电影合观，得出“小脚+男辫=中国特色”的结论，实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英国伦敦的肯辛顿花园里，有维多利亚女王为其先亡的爱夫阿尔伯特建造的镏金巨像，在安置巨型坐像的尖顶亭的平台四角，有四组象征英国殖民事业胜利的雕塑，其中东方的那组雕塑里，有一个中国男人的形象，用以象征英国对香港的统治，那个男人着长衫、蹬布靴，脑后拖着一条硕大的发辫，那男辫的造型，我以为倒并不是要丑化中国人，而是“实录”，甚至还刻意将其塑得富泰端庄，以显示中国人在英国治下的幸福安康。在法国巴黎的卢森堡花园里，面对着天文台，有一座著名的喷泉，当心有一座名为“地角四方”的铜雕，是著名雕塑家卡尔波的作品，这个完成于1875年的铜雕用四个不同民族的少女托举着一个地球仪来概括人类与地球的亲和关系，其中东方塑的是中国少女，我仔细观察，那少女头上却是一条清代男子的发辫。在中国清代，满族入关统治后，强迫所有汉族男子薙发拖辫，其推行之严酷有“留发不留头”之说；我们从现在制作得认真的影视图像里可以看到，清式男辫的特点，是脑袋前半部的头发要全部剃光，从脑壳中部开始，才留出长发以成辫子，而且鬓角也是不许有散发的，亦必须剃得精光。而女辫，后面看去或许与男辫差不多，前面却不必剃去头发，可以有刘海，更可以有鬓发。卡尔波同一题材的变体作品现在陈列在奥赛博物馆里，那代表东方的中国少女也是清代男辫的发型，前半个脑壳剃得精光发亮，无刘海鬓发。卡尔波的这个对中国人绝无恶意的作品之所以塑成女体男辫，使我懂得西方人心目里的“中国人”形象，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与清式男辫这一符码紧紧地粘连在一起，难以掰拆开来；现在虽然一些专门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以及一些常与中国打交道的政治家、企业家对中国也有洋房汽车，中国男人也时兴西服革履，是非常清楚的，但就广大的一般西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心目里的中国和中国人，就还是常常与女人小脚、男人长辫、黄包车、抬轿子等符码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那也构成着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好奇心、兴趣点。

这样再来看哈金那本《等待》的封面，我觉得设计者以一条清式男辫来与书里的女人小脚相呼应，以突出他们所理解的“中国特色”，应是没有疑义的了。我以为美国的封面设计者，该书的出版商，这样包装这本书并没有“辱华”的意思，其实也就像中国北京已经改造得甚至比西方更“现代化”的王府井商业区，偏要在街头安置拉黄包车的“祥子”，以及旧式剃头匠给顾客剃头的雕塑一样，为的是突出“中国文化的味道”。

记得好像是1999年，有一期《钟山》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有个中国人打着伞背对着镜头，那人脑后拖着一条长辫。那人究竟是男是女？那辫子究竟是男辫还是女辫？那张照片是1912年由西方摄影师斯提芬尼拍摄的，被许多出版物采用过。从照片上那人的短衫、扎裤腿的长裤、白袜子、圆口布鞋和一双大脚判断，应该是一个男人，那时虽然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但民国的剪辫运动尚未爆发，有这样仍留着清式长辫的男子被摄入镜头，是平常的事。但有人写文章谈论这张照片，却断定照片上是位女子，辫子自然也就是条女辫。我们中国年轻的一代已然分不清斯提芬尼那张照片上的辫子是男辫还是女辩，可是一些西方人还固执地将清式男辫作为中国人的符码，怎么办呢？一是进一步发展我们自身，一是耐心等待那些西方人的觉醒吧。

2000年9月27日温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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