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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ldo;贤内助&rdo;，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ldo;走马看花&rdo;，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ldo;下放&rdo;。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精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阿瑗能画出精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ldo;走马看花&rdo;，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ldo;三年饥荒&rdo;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搬进了城，到&ldo;定稿组&rdo;工作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钟书是爱吃的。&ldo;三年饥荒&rdo;开始，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毕业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ldo;白专&rdo;，又加父母双&ldo;白&rdo;，她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她填的志愿是&ldo;支边&rdo;。如果是北方的&ldo;边&rdo;，我还得为她做一件&ldo;皮大哈&rdo;呢。

自从她进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说：&ldo;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rdo;于是倒头就睡。到了四点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干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ldo;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rdo;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ldo;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rdo;

&ldo;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rdo;

&ldo;这一桌是请亲戚&rdo;‐‐‐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ldo;戏&rdo;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十三）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ldo;三年困难&rdo;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ldo;年轻人&rdo;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ldo;年轻人&rdo;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ldo;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rdo;和&ldo;年轻人&rdo;生活悬殊，&ldo;老先生&rdo;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ldo;年轻人&rdo;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ldo;老先生&rdo;总成为&ldo;年轻人&rdo;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ldo;年轻人&rdo;，大部分已不复年轻。&ldo;老先生&rdo;和&ldo;年轻人&rdo;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一九六四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ldo;老先生&rdo;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ldo;年轻人&rdo;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ldo;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rdo;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ldo;火线入党&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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