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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章（第1页）

成为&rdo;定局&rdo;的日子，可以定为11月30日‐‐重光堂会谈以后，双方人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报司的科长，担任正式通译的周隆庠经香港飞往重庆；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则径返东京，带去3个书面文件；一个口头协议。　　3个文件以《日华协议纪录》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缔结&rdo;日华防共协定&rdo;；承认&rdo;满洲国&rdo;；以及承认在&rdo;经济提携&rdo;方面，日本有优先权等等，都包括在内。唯一可使&rdo;新中央政权&rdo;自炫为成就的&rdo;日本于两年以内撤兵&rdo;这一条，军部一看就把它涂掉了。

口头协议是由纸上作业化为具体行动的步骤，首先是日汪双方认可《日华协议纪录》；然后，汪精卫于12月5日前后发表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此时日本政府应该发表一个声明，汪精卫紧接着通电响应，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并要求国民支持他的&rdo;和平运动&rdo;。此外还带回去一个乐观的估计，在中国的党政要人中，极可能还有几个人，追随汪精卫的行动；包括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内。

这些文件与协议，经过军部及内阁五相会议研究以后，作成一个《日支关系调整方针》的文件，提经11月30日所召开的御前会议裁定，立即就进入行动阶段了。

在汪精卫这方面，12月2日由高宗武通知东京，汪精卫已承认《上海协定》‐‐《日华协议纪录》；预定12月10日到达昆明，随即取道河内，转飞香港。过了四五天，又派周隆庠到香港跟西义显接头，说汪精卫可能由昆明直飞香港；也可能一到香港就会要求日本予以&rdo;政治庇护&rdo;。现任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不太熟识；希望能在12月10日以前，调派熟悉中国情况，并为汪精卫所相熟的，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接替中村丰一。

当时继宇垣一成为外相的是，曾任驻华公使而升格为大使的有田八郎。他对这个西义显转过来的要求，相当兴奋，亲自安排将在休养中的田尻爱义自河原温泉召回东京，由陆军派专机飞往广州；换乘炮舰于12月10日到达香港履新。但是，汪精卫却还留在重庆。

原来汪精卫从重庆脱走，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在蒋委员长不在重庆的时候；当时根据&rdo;南岳军事会议&rdo;的决定，开始部署第二时期的抗日战争。蒋委员长认为日军利于速战速决，现在经过中国18个月的坚忍不屈，敌人&rdo;驱兵深入&rdo;，到了孙子所谓&rdo;钝兵挫锐，屈力殚货&rdo;的地步；上驷亦成下驷。加以日军进入长江上游地区，进入孙子兵法中所说的&ldo;挂形&rdo;与&rdo;险刑&rdo;之地，正是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境而莫能自拔的地位。

今后一方面要诱敌深入，相机歼灭；一方面更要在敌后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活动。因此，他在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即由衡阳转桂林，指挥设置行营。策划华南的抗日战争，预计总要12月10日以后，才能回到重庆；哪知蒋委员长由于桂林的工作顺利，12月7日飞回重庆。这一下，自然是将汪精卫镇慑住了。

接到汪精卫延期脱出重庆的报告，近卫大感狼狈。因为这件事已经上奏昭和；同时为了配合汪精卫的行动，而又要掩饰预先勾结的痕迹，近卫预定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不经由记者招待会，而用在&rdo;大阪公会堂&rdo;发表演说的方式去透露。由于汪精卫的临事中变，对于昭和无法交代；&rdo;大阪公会堂&rdo;的演说亦无法发表，岂不得已只好装病，取消大阪之行。同时托宫内省大臣松平恒雄，向日皇作了解释。

这只是应付了眼前的窘境，对于汪精卫究竟能不能如双方约定那样，顺利展开行动？近卫深恐受骗；有田的信心亦大为动摇。这件事，在日本高层政治圈内，知道的人并不算少；如果闹出一场笑话，不仅颜面有关，而且极可能爆发倒阁的风潮；所以近卫在那几天，真有食不甘味之感。在重庆，蒋委员长召集党政两方面重要人士，重申&rdo;我不言和则日本决不能亡我&rdo;的看法，也昭示了&rdo;自力更生、独立奋斗&rdo;的决心。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汪精卫不敢公然谈和，不过他的词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见仁见智可作多样解释；他说：&rdo;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rdo;意思是，如果我国肯结束战争，困难即可解除；同时由于这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难，因而可以争取到比较有利的条件。但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说只要我国能设法支持战争，则日本的困难即无法解除，终必拖垮敌人而后已。由于这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的两句话，更使得日本外务省的&rdo;专家&rdo;，大起警惕，认为汪精卫可能是跟蒋委员长在&rdo;唱双簧&rdo;，愚弄日本，行一条缓兵之计。

到了12月14日，近卫接到通知，汪精卫决定在18日那天，脱出重庆；据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变卦了。

决定12月18日这个日子，是不难理解的，第一、蒋委员长定在这一天飞到西安去主持军事会议；第二、正好是星期日，利用各机关休假，联系一定不够迅速周密的空隙，利用脱逃。所以汪精卫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成都，通知新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务必于18日赶到昆明。　　12月17日星期六，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交通部次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客机的座位，彭学沛的政治背景，本就属于汪系，自然唯唯称是；立刻通知欧亚公司照办，而且将机票送到了汪公馆。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方面天岂不好，蒋委员长决定延期两天飞西安。

这个意外的变化，为汪精卫带来了极大的难题；他跟陈璧君、曾仲鸣关起门来反复商量，终于决定冒险也得走！因为事机非常紧迫了，如果他打电话给彭学沛预留机位一事；或者陈公博如约径飞昆明；或者日本方面有何配合的行动，在在可使密谋败露。再一次失信于东京，整个计划也就完蛋了。

于是，他以第二天成都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要作演讲为藉口，在班机起飞之前3分钟，到达机场，除了汪精卫，只有陈璧君与曾仲鸣；行李亦很简单。汽车直接开到机舱门口，昂然登机‐‐当时为防敌机袭击，政府所预定的客位，是何人使用，照例保密，连航空公司都不知道，派在机场的保密人员，一看是汪精卫，自然也不敢阻止。就这样轻易地飞到了昆明。

哪知到了昆明，一下飞机，便知不妙。原来当陈璧君决定接受日本的意愿以后，便只身飞往昆明去活动；由于昆明与法属安南接界，所以云南的法国留学生很多。而云南的主政者，不论是谁，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毫无例外地，倾向法国。这样，龙云以次的云南有力分子，在政治路线上接近曾久居法国的汪精卫，是毫不足奇的事。

活动的结果，十分顺利；汪精卫两次的行期，都曾预先通知龙云。只要他一到昆明，龙云立即发表&rdo;反蒋拥汪&rdo;的通电；而且估计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亦极可能响应。但就在第一次没有走成，到第二次终于走成的10天之间，龙云经过仔细算计，认为追随汪精卫行动，是件&rdo;前程有限，后患无穷&rdo;的傻事。尤其是日本的&rdo;兴亚院&rdo;于12月16日正式成立，充分显示了日本军阀以殖民地看待沦陷区；倘或日本真的想求和，根本不必有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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