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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1章 狂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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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那种不喜欢与人为伍的人，喜欢一个人独处，如果有一天真的找到了母亲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还适应跟她朝夕相处。

人总是会变的，一直在变，意识不到这种变化还好些，但是每一刻都很清楚自己的变化才最难受最煎熬。

有种眼睁睁看着自己走向深渊的无力和绝望感。

辜鸿铭老先生的影子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越久没有消息我的内心就越是不安，内心越不安脑子就越是不清醒，一开始只是分不清楚梦境现实，现在有种在软绵绵的云雾上飞的感觉。

1842年，腐败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伴随着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原本十分强大的中国形象也轰然破灭。

在西方人眼中，昔日的天朝上国成了落后和野蛮的国度。在中国形象被严重扭曲的那个时代，一位特立独行的中国文人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他就是著名的思想家、国学大师辜鸿铭。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半岛的槟榔屿，他的父亲当时在一家英资橡胶园工作。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把10岁的辜鸿铭带到了欧洲。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布朗对辜鸿铭说：“你的祖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辜鸿铭没有辜负布朗夫妇对他的期望，他在欧洲留学14年，学会了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其成就令许多西方人赞叹不已，以至于德国著名教授纳尔逊不禁感慨道：“……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爱默生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通晓《圣经》就像一位真正虔诚的基督徒……”

1880年，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辜鸿铭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这次会面改变了辜鸿铭的命运，他决定回到祖国，研究中国典籍和文化。

1884年，辜鸿铭经人引荐，担任了晚清权臣张之洞的德文翻译。当时张之洞正在广州用西洋新法编练军队，请德国军官做军事教练。但德国教官拒绝穿戴中国军服、军帽，拒行跪拜礼，众人都束手无策。辜鸿铭依靠着出色的口才，说服德国人不但穿上了中国军队服装，而且还同意行中国跪拜礼。自此，张之洞对辜鸿铭格外器重。

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及希腊亲王一行来到中国游历。当他们来到武昌时，辜鸿铭随张之洞前往迎接。在欢迎宴会上，尼古拉与希腊亲王用俄、法和希腊语窃窃私语，诋毁中国文明及张之洞，以为在场的中国人听不懂，结果却被辜鸿铭当场戳穿，令这些外国人大吃一惊。

尼古拉事后心有余悸地称，“各国无此异才”。临别时，他特意送给辜鸿铭一只刻有皇冠的怀表以示崇敬和歉意。

回到国内后不久，辜鸿铭就开始用自己的文章来捍卫中国文化的尊严。自1883年发表题为“中国学”的英文文章开始，辜鸿铭走上了向西方宣扬中国文化的道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里，他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发表了《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还将该书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5年，辜鸿铭所著的《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先后被译成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并在德国一度掀起“辜鸿铭热”，一些高校和学术机构还成立了“辜鸿铭俱乐部”。

他的名字在欧洲几乎家喻户晓，清政府灭亡后，辜鸿铭在思想上仍坚持中国旧社会的传统，尤其是他对女性缠足和男人纳妾的支持招致许多人的批评。1915年，辜鸿铭应邀进入北京大学任教。

当时辜鸿铭还保持着清朝时代的装束。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辜鸿铭虽以晚清遗老的形象出现在追求新思潮的北大校园，但其浑厚的学术功底，大气磅礴的思想内涵深深吸引着北大学子。

他在给北大学生上课时，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自始至终都坚持认为，爱国，首先要爱其文明。他曾告诉国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作为中国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对当时西方弥漫着的反华论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世纪末，一阵“黄祸论”逆风突然吹袭到欧洲上空。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诬蔑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面对这股反华逆流，义愤填膺的辜鸿铭用英文发表了《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因此他被人誉为驳斥“黄祸论”第一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辜鸿铭不断用自己的笔来捍卫中国的尊严，赢得了许多西方正义人士的敬佩。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肺炎去世。尽管后人对辜鸿铭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的学术成就及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当德国著名作家勃兰特夫人听到辜鸿铭逝世的消息时，惋惜地说：“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此话表明，西方人已经高度认同他在欧洲文化史上的地位了。

辜鸿铭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通过这种方法，他向世界大声呐喊：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

辜鸿铭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辜鸿铭在西方对中国实行文明歧视和民族欺凌的时候，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奋起谴责，捍卫了民族尊严；同时，他又大力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沟通中西文明，使西方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历史的悠久。

一个人在那个动荡年代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四书其三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尊重中国，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要说在我生活的年代有什么人可以像老先生一样还真找不出来，至少暂时还找不出来，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大文豪。

老先生在我心里是真正的一代文豪。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脱离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交流中生存和发展。当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涌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必将相互碰撞并不断汇合。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中西文明冲撞交汇的特殊时期，不仅有西学东渐的浪潮，也有东学西渐的暗流。

在这两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译始终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人放眼世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但每当人们谈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译坛，想到的只是严复、林纾这些致力于翻译西学，向国人传输西方文明的译界名人，而往往忽略了还有一些竭力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

清末民初，中国人之将汉籍译成外文者，比较闻名的有辜鸿铭、张庆桐和苏曼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辜鸿铭。

作为我国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学者、翻译家，辜鸿铭倾毕生精力于阐扬传播东方文化，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西方人对他甚为推崇，尊之为东方文化的”圣哲"。

但由于他的著译多为英文且行事守旧狂放，因而国人对他亦或不甚了解，亦或心存偏见。事实上，他在我国翻译史上的贡献，特别是他把中国古籍经典译成外文的成就，绝不亚于近代任何一位翻译家，理应在中国的翻译史册上留下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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