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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上海人的穷亲戚（第2页）

紧接着，我二哥紧鼓密锣地四处托媒找对象，条件只有两条：

１.女性；

２.第７天结婚。

我二嫂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嫁给我二哥的，我二哥带上她去了上海旅行结婚，是我家的上海大哥家为她买了她提出要的两双皮鞋，还有呢大衣什么的。

后来，我三哥参加工作了，需要一辆自行车，但因市场供应紧缺，也是上海大哥家想办法找人帮忙，在上海给三哥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有了的确良衬衫，在当时引领了鲜亮、挺括的服装风潮。我虽然是个穷人家的高中毕业生，但竟然也有了赶时髦的心思。

我不仅想穿只有上海才能买到的的确良衬衫，还想戴只有上海才能买到的上海牌手表。你说，我这人是不是太没脑筋了，太不自量力了，太不安份守己了，太没数张了！

此时，我正高中毕业窝在家中，没有大学可考，没有工作可找，唯有等待“上山下乡”，去农村滚一身泥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你说，我在这样的时候，想穿的确良衣服想戴手表想交女朋友，是不是太没教养了？我为什么就没去想，自己应该看些什么书，为自己今后的作为做起准备来。

我想，为什么自己这一辈子碌碌无为呢？原因盖在于自己从没想过要有什么作为吧！更谈不上自己要为自己将来的作为做哪些必要的知识准备。

很多的大道理，读书时都听老师说过，有些大道理我自己也是张口就来，可就是“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

我跟上海大哥说：

“我要穿的确良，我要戴手表。”

我上海大哥跟我说：

“有府绸穿就很好了，为什么非得赶时髦穿的确良？你的俩侄子想穿的确良，我是坚决反对的，决不能助长他们滋生小资思想！至于戴手表就更没必要了！手表只是个奢侈品，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可我没听我大哥的话，我用自己在车工工段做小工拉黄沙赚来的钱，想方设法找朋友们帮忙，买到了一件黄色的的确良衬衫；上海牌手表买不到，我就从朋友那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２０多公里黄尘滚滚的砂石公路，在巨化百货大楼买到了一只“广州牌”手表。

我在上山下乡后，刚开始没戴手表，当看到县领导的儿子吴宝静和其他一些知青戴着手表，我也忍不住把手表戴到了知青点去了。

当知青点人都知道我腕上戴着一只手表时，吴宝静手腕上的那只上海牌手表不翼而飞了。

吴宝静手腕上的那只上海牌手表会被谁偷走了呢？副县长的女儿于桂芳高度怀疑是我偷的，她很有些凶相地找到我，审讯犯人似地问我：

“你的手表是哪来的？！”

我说：“是我做小工时赚钱买的。”

可于桂芳不信，继续审我：

“你把手表脱下来给我看！”

我就把手表脱下来，递给了她。我心想：吴宝静丢失的手表是“上海牌”的，而我的手表则是“广州牌”的，你看过后，总该不会再怀疑是我偷了他的手表了吧？！

可于桂芳看过我的“广州牌”手表后，仍没排除对我的怀疑，进而审问：

“你会不会用‘上海牌’跟谁换了‘广州牌’？！”

她这毫无根据的话，说得我气死了！我接过她还我的手表，把它当成了一块石头抛了出去，毫不客气地怼于桂芳：

“难道只有你们当官的子女能戴手表？我戴个手表就是偷的？请你对我说话稍稍放尊重点，没根没据地别对我胡说八道的！”

我受过这冤枉气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让人看不起的人，别说是戴手表，就算再穿得很时髦，也同样地会让人看不起！别人审视一个人，并不是凭你穿戴什么，而完全是凭你的出身，凭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过不多久，于桂芳、吴宝静等领导干部的子女，来农村镀过金后就当上了工农兵学员了，进浙大、杭大什么大的去深造了。

我想，若不是恢复高考，若不是凭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地择优录取，哪轮得上像我这样被人看低十分的人上大学？只可惜我没好好利用年青时珍贵的黄金时间，潜心学习，打下扎实的知识准备，考上个一流大学。

法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说：

“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这句话告诫我们机遇往往不易察觉，需要人去寻找；机遇可遇不可求，需要人去创造；机遇容易稍纵即逝，需要及时把握。

“机遇”才是一个人一辈子最可宝贵的！只可惜我根本就不懂这一点，恰喜欢打胖脸充胖子，没条件穿的确良衣服偏要去穿它，没条件戴手表却死要戴手表，没条件抽烟却染上了抽烟的恶习。

当我结婚成家后，发现《我的妻子》是个跟我截然相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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