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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

一代社会生活的形成乃至变异，必然意味着社会关系以及相关的社会秩序的变动。正是从这种角度而言，生活与经济、社会、思想、心态诸多层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朝人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是以极具变化为其特征的。若将其置诸“社会流动”与“都市化”等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换言之，晚明社会是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诸如农村的商业化，定期集市和小镇的激增，作物的专门化，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地区性贸易市场的形成）

，社会流动的增长，租佃制与经济竞争的展开，以及政治秩序的集权化与系统化的互相联系，无不显示出它与前一时代本质上的不同

。

一人口的分化与等级制度的解体

自明代中期以后，农村人口开始分化。嘉靖四十四年（1565），当时有一位给事中凭借他在南北做官的具体观察，分析了其中的“病源”。他说：

大约豪宦连田阡陌，其势力足为奸欺，而齐民困于征求，顾视田地为陷阱，是以富者缩资而趋末，贫者货产而僦庸。

显然，传统“四民”中的农，由于“不乐其生”的原因，开始寻求两条新的出路：富者趋末经商，贫者货产僦庸。

（一）“游民”和“末作之民”大增

宋人王禹偁在上疏中曾说：“古有四民，今有六民。”其意是说，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宋代已经增添了兵、僧二民。明初刚立国，明太祖鉴于元末的社会状况，同样感到了从“四民”演变为“六民”的危害性。

所以，明太祖立国的根本，就是将他统治下的臣民能重新安于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尽管他不得不承认释、道二民的存在，但他又通过对佛、道势力的严密控制，使其不能与朝廷争夺四民中的“农”这一民。换言之，他所执行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让传统的四民各守本业，即使是医、卜，也强迫他们必须“土著”，不得远游。凡是“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

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朝廷的社会控制日渐松懈，社会流动日趋频繁，游民层的数量势必大增。《明实录》有一段记载，基本反映了这一事实：

方今法玩俗偷，民间一切习为闲逸。游惰之徒，半于郡邑。异术方技，僧衣道服，祝星步斗，习幻煽妖，关雒之间，往往而是。……今之末作，可谓繁伙矣。磨金利玉，多于未耜之夫；藻绩涂饰，多于负贩之役；绣文紃彩，多于机织之妇。

我们不无怀疑这段记载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确实道出了晚明时期的社会特征。但值得重视的是，所谓“游惰之民”的增加，一方面需要以“法玩”为前提，惟有传统的法禁形同虚设，尤其是“王纲解纽”的时代，才使得人们有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有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力的增长，才足以养活这些所谓的“游惰之民”。追求“闲逸”的生活，也不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的“俗偷”，即一般所谓的风俗浇漓，或者说仅仅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利，而是民间大众共同的生活追求。为了满足人们闲逸的生活，耒耜之夫、机织之妇的辛勤劳作无疑是前提，但生活的多样性确实也离不开那些从事磨金利玉、藻绩涂饰、绣文紃彩之人的工作。

“四民”层的存在，是以“皆专其业”、“各安其生”为前提的。按照传统的观念，四民各有定业，而后民志可定；而民志一定，则天下大治。然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的变化已经不允许四民各安其生，四民皆专其业。朝廷赋役的加重，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首先导致了传统社会统治基础的分崩离析，失去土地或者已经无法在农村安身的农民，不得不到城市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处。于是，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传统的四民之说已经无法规范社会大发展下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新变化。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明人姚旅才重新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

所谓的二十四民，就是在士、农、工、商、兵、僧之外，新添了“十八民”，分别为道士、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弈师、

驵侩、驾长、

舁夫、

篦头、修脚、修养、

倡家、

小唱、优人、杂剧、响马贼。这新增的十八民，全都是“不稼不穑”之民。从“四民”或“六民”向“二十四民”的转化，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会大流动的一种结局。

（二）等级、礼法制度的破坏

明代实行科举取士，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举社会”。科举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流动的频繁，用明朝人的话语来概括，就是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善变”的社会。这种科举社会的频繁流动，明朝人江盈科已经给以总结成一条变化规律，其向上的流动规律为：贫穷之家→温饱之家→文墨之家→簪缨之家→富贵之家；其向下的流动规律为：富贵之家→歌舞之家→鬻贷之家→贫穷之家。

可见，在明代的科举社会之下，其社会地位上升的要诀在于勤俭，然后读书仕进；而其社会地位的下降，则在于骄奢淫逸，浪费不赀。

“士庶敢于犯上，寖成乱阶。”

这一说法堪称晚明社会的实录。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人人追求自己的体面，而其结果却是国家法度的废弛。诸如：在朝廷，小臣藐视大臣，下吏不惮上官，新进不推前辈；在边疆，军士轻视主帅；在家里，子妇蔑视父母；在学校，弟子不事师长，后进凌辱先进；在乡里，卑幼倾轧尊长，部民不畏有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然，传统的礼法制度荡然无存，并逐渐反映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明代史料所言：“近来婚丧、宴饮、服舍、器用，僭拟违礼，法制罔遵，上下无辨。”

“上下有章，等威有辨”，在明朝人看来是一种治世之象。而明末的实际却是“属吏抗上官，佐领不逊长吏，青衿把持官府，猾棍凌辱簪缨，大帅之令格于偏裨，将领之法挠于士卒”。

这无疑就是一种衰世之象，但同时也说明了等级制度碰到了很大的挑战。以嘉定县为例，从弘治、正德年间的里中妇子“走匿”大豪，直至万历年间“大豪畏小民如畏蛇虎”，

这种变化无疑就是贵贱淆乱的一种真实反映。

晚明的世道，从各种记载所反映出来的少凌长、贱凌贵、属官凌上官这些事实中，显然已明显反映出一种纪纲失衡。而师道凌替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传统中国讲究“天地君亲师”，师道尊严，人所共遵。然在晚明，师道之尊，已不复存在。从师道的基本特征来看，只有训蒙受业之师，其恩深，其义重，可与君、父并论。但晚明科举的实情，一方面导致一些读书士子最看重的是“举主”，其次对“主司”也是殷勤相待，至于少时的受业恩师，一旦富贵之后，不但忘其恩，而且忘其人。

另一方面，一些处馆为师之人也为了脩脯，已不再敢向学生“督过”，只是一味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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