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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医卜相巫（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三节

医卜相巫

在明代，医、卜、相、巫号称“四术”，这四种人构成了周游四方的江湖术士。明代术家论“发福”之源，一般都说一相、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

这是为那些读书求仕进的士子说法。其意无非是说“福源”在相、命、风水、阴功四者，读书不过是一媒介而已。

所谓医卜相巫，大体是指从事看病、卜卦、驱邪、算命、相面等职业并走游于全国各地城市码头的江湖术士。这些人中的上等者多出入于官府、宦族，游于公卿之门，甚至入幕，成为幕宾，

也算是一批狎客。如胡可泉任苏州知府时，曾在苏州府衙门外张贴一副对联，甚是有趣。对云：“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进，撑厅者铺堂者擅太岁者俱听访拿。”

至于那些下等的星相之人，则不过走街串巷，不过籍迷信活动骗口饭吃而已。小说《三刻拍案惊奇》第24回如此描写当时的算命人：“头戴着倒半边三角方巾，身穿着新浆的三镶到服。白水鞋，有（桶）无底；黄草鞋，出头露跟。青布包中一本烂鲞头似《百中经》，白纸牌上几个画鬼符似课命字。”他们走街串巷，逐字喊道：“算命起课，不准不要钱。”

一方士与方术的流行

医卜相巫之士在明代的泛滥，自有其特殊的原因。据说，明太祖在未登上大明帝国宝座之时，就与星相之士打得火热。他曾召星相之士刘日新为自己推命，推出“极富极贵”之命，大喜过望。登基以后，将自己用过的白扇赠给刘日新，并在上题诗一首。

立国以后，明太祖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再加上卜筮之人多妄言祸福，一度禁止卜筮。但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下诏取消对卜筮的禁令，“凡瞽目及阴阳人，仍听其卜筮，诸人不许妄词讦告”。

明成祖朱棣在燕邸时，就与当时著名的相士袁珙、袁忠彻父子过从甚密。袁珙相术精妙绝伦，在元季已名闻天下。洪武初年，与姚广孝相识。后广孝选入燕王之府，参与密谋，并向朱棣推荐袁珙，于是将袁珙召入燕王府。袁珙替朱棣相面，许以“当登大宝，必为二十年太平天子”，使朱棣下定发动“靖难之役”的决心。后恐机密外泄，将袁洪遣还家乡。朱棣登基以后，又将他召回京师，任命他为太常寺丞，赐与甚厚。

袁珙子忠彻，传其乃父之术，也受到了成祖的重用，官至尚宝司卿。早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棣就派典膳井泉等人将袁忠彻召入燕王府。朱棣向他出示相人一类的书籍，命他与内使哈刺帖木，识字人朱琇、沈淳，画工白皙等，将古代相人一类的典籍以类编辑，汇成一书，称为《人象大成》。

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曾经博收天下术数之人，为自己所用。但到了明英宗时，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在朝服务的术数之人已经凋零殆尽，而且占候缺人。天顺二年（1458）十一月，当时掌管钦天监事的礼部左侍郎汤序上奏，建议“凡精通天文、历数、地理、课命之术者，不分军民，起送赴京；或避罪亡匿之人，亦免罪送监，量材奏请擢用”。

这一建议通过下到礼部共同商议以后，获得了一致的意见，再上报给英宗，得到了英宗的批准。不过，考虑到术数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在为朝廷服务的同时，也会给朝廷带来麻烦甚至威胁。为此，英宗在用这些术士的同时，又特意加了一条，即对于那些妄言祸福或违理乱众的术士，有司还是应严加禁约。

明朝廷对相术一类书籍相当重视，甚至将它们颁发到各地的学校，供诸生学习。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福建曾见到袁忠彻所著《相人书》一帙，后载：“嘉靖四年秋七月，浙江督学道发衢州府江山县学收藏。”下用关防钤记。

这就是例证。

上行下效。由于帝王对方士格外重视，于是在士大夫中也就形成一股与方士交游的风气。据载，明代的士大夫“多信地理”，其实就是对风水之术的佞信。士大夫聚在一起，“大都讲些堪舆话，又说些星命学”。

当时如少卿蕲贵、侍读徐穆都好星术。京城翰林院诸先生每次会晤，也都笑谈星相之术，所以术士多游历京师，与士大夫相交，藉此获取名利，成为一时的风尚。如会稽方士罗一元，凭藉星术游历北京，沈龙江、石东泉等京师大老都“上宾礼之”。

这也堪为一例。

二医士与医术

在明代，人们将医士与江湖术士并列，而在地方上，也是医学与阴阳学并设，医术也就降而与方术并称。

在明朝人看来，古今不甚相远者，惟有医学一途。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医学的功用最切，而行医者技艺的高低也容易判别，所以行医者不得不习而精之。但无论如何，像扁鹊之视五脏症结，华佗之剖心传药，这样的绝艺实属世所少见。

正如明人谢肇淛所言：“夫医者，意也。以意取效，岂必视方哉？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以“意”行医，有方而不泥于方。按照传统的医理，意难于博，博难于理。而医得其意，则足称国手。这种重“意”的特点，就决定了传统中国医学的不确定性。而国手与庸医之别，大概也在是否能得其“意”。

湖北蕲州玄妙观李时珍行医处（选自汤纲、南炳文《明史》）

一般说来，善医者不视方，这是因为方有一定而病无定症。从是否拘泥于传统的医方，可以看出医术的高明与庸俗。明人谢肇淛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载了两个明代医林中的国手，而且详细记载了他们不拘泥医方的事例：

一位是马尔骐，秀才出身，在山东被推为国手。一次，谢肇淛在东昌，其妻产后虚悸，每合眼就有一股气从下部往上攻，直至胸膈，闭急而寤，如是一连五昼夜，几乎病危。但所请诸医多泥于旧方，惟以补血气投药，不仅没有痊愈，其病反而加剧。后请来马尔骐，他通晓医术，一视之下，就断定：“此火也，急则治标，何暇顾气血？”随即投以胡黄连之药，一剂药下去，病人就熟睡整整一昼夜，诸症尽消。

又一位是薛子勉，福建人，家住芋江，在福建被推为国手。万历三十九年（1611）九月，谢肇淛在老家福建长乐。一日，侍儿忽病气逆，不可熟卧。有一僧善医方，看后说：“此气不归元耳，六味丸可立愈也。”病人服后，却不见效，病仍如故，而且还吐出了原药。僧虽有所惊，但还是说：“胃有寒痰，不受药矣，非附子不能下矣。”谢肇淛听后将信将疑。无奈，只好请来了薛子勉。薛氏诊视之后，笑道：“易与耳。”投以苏子、萝卜子、栀子、香附等少许，病人饮下后马上痊愈。谢肇淛将僧人准备给病人服用附子一事告知薛氏，薛听后大惊，道：“凡气逆者，皆火也。附子入口，必死无疑。”僧亦愧服。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到庸医不是救人，而是杀人。但在明代，确实存在着很多仅是为了糊口的庸医，不妨先引一首明代的歌曲，以便对医士这一类方士有一些感性的认识。歌曲道：

把腕儿绰觔，搯杖儿下针。无倒断差分寸，处心医富不医贫。惯用巴霜信，利膈宽胸，单方吊引，几文钱堪做本。泻杀了好人，治活了歹人，趁我十年运。

庸医行医之态，已是跃然纸上。传统的中医，一般是针石、灸艾为先，药饵次之。但到了明代，灸艾仅施于风痹急卒之症，而针者百无一焉，至于石，则几乎失传。传统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但到了明代，一般多采用切脉，尤其是碰到贵人或妇女，望、闻二法几乎不讲。病非一症，攻非一端，治病犹如临敌布阵，机会猝变，如果只是仰仗草木之性，凭藉尺寸之脉，应该说已经是很不负责的医术。更何况有些医士药性未必遍谙，仅是根据《本草》之陈言；脉候未必细别，徒习弦涩之套语。如果让这样的庸医来看病，难免出现杀人如芥的状况。从这种角度来看，上面这首歌曲所反映的，倒确是明代的实况。

三卜士与卜法

在明代，一般的儒家士大夫无不承认，卜筮之法，是圣人所立，原本并不是简单的方术。正如明人吴廷翰所言：

卜筮圣人所立，盖圣人至公无私之心，不敢自谓其已至此也，而必质于鬼神，至公无私而已矣。故《洪范》之稽疑，在皇极三德之后，必有疑而后及之。有疑，正圣人不敢自谓至公无私，而决于卜筮以定其疑。以圣人之心犹且不敢自以为至公无私而求质鬼神，此其所以为公而无私也。

可见，所谓的“卜筮”，从其起源来说，其原义是“盖人事已尽而有疑，然后断以鬼神”。如《易》有“断疑”，《洪范》有“稽疑”，这应该说都是上古圣人至公无私的一种反映。而从卜者的本意来看，从至公向自私的变化，其实已是卜筮的一种本质变化。于是，卜筮已不再是圣人一种决疑的行为，而是民间卜休咎甚或“邀福”的一种表示。正是因为这种重大的变化，才导致一大批职业卜士的涌现。

在说到卜士以前，还是来看一首明朝人写的歌曲，是如何描写这一类术士的。歌曲云：

睁着眼莽诌，闭着眼瞎诌。那一个知休咎？流年月令费钻求。就里多虚谬，四颗三传，张八李九，一桩桩不应口。《百中经》枕头，卦盒儿在手，花打算胡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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