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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变染乎世情（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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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论世

上一讲谈到本事诗，已涉及诗词写作具体背景的问题。这里所谓“论世”，则是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了解作家创作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时代氛围、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以便设身处地，准确地领会诗人的心境。

毛泽东《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1945年）后被《新民报副刊》披露，郭沫若曾揣测词中的咏雪，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成吉思汗那样一些“英雄”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失。这显然是郢书燕说。原因就在于郭沫若误以为这首词，是重庆谈判期间写成的。

事实上这首词写作时间是1936年2月，也就是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两个月后。那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中共总的负责人（当时是张闻天），但他的主张在党内已经取得支配地位，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日本的侵略固然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却在客观上对蒋介石的“戡乱”形成掣肘，使国共势力的消长充满变数。中国积贫积弱、积乱积危，然物极必反，其命运和前景亦不可限量。那时的毛泽东雄心勃勃，心情异常舒畅。他本来就喜欢雪天。在袁家沟居住期间，正遇上一场平生罕见的大雪——也就是他对柳亚子提到的那场大雪。放眼秦晋高原白雪皑皑，长城内外冰封雪盖，九曲黄河顿失滔滔，此情此景一时凑泊，不禁逸兴遄飞，欣然命笔，写下了这首《沁园春·雪》。

只有了解了这个写作背景，你才能理解何以词中会有那种俯瞰河山、放眼古今，“一笔钩掉五个皇帝”的气概。

一文变染乎世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风，此二事相互关联，互为表里。用刘勰的话说，便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对此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在阅读中便能把具体的作品放到时代思潮、一代诗风中加以考察，从而透过皮相，把握住本质。

从《诗经》时代开始，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叙事诗不发达，诗中的叙事成分却不少。这一有趣的现象，包含有一种代偿补的意味。即在再现或叙事类文学不够发达的我国古代，作为表现或抒情类文学样式的诗词，往往兼有再现（反映）的功能。从《诗经》时代开始，我国古代诗歌（及诗论）的一个传统则是重视诗歌的历史使命、社会效果，那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纯诗”纵有佳作，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小的。因而论世于赏诗也就特别重要。

为什么一个能欣赏许多好诗好戏的人，对《湘累》一类历史诗剧仍不能产生满意的反应呢？不就是因为他缺乏对相关历史的知识，因而历史的想象也薄弱吗？所以正如克罗齐所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这话有一层意思便是把自己摆到但丁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呼吸历史的空气和感受历史的脉搏。同样，要读屈原，也要有历史知识准备，即要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楚文化的情况，才能做到“不隔”。程千帆先生曾对笔者说过：研究唐诗，须读唐诗人所读的书，尤其是《文选》。这样做的用意之一就是作为论世之助，且不说古人，就是近人，如鲁迅，有一首题为《所闻》的诗：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樽。

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乍看似亦平常，“如果我们知道，这位娇女是被国民党的炸弹炸得家破人亡，从所谓匪区来的一个难民，那么这首诗的分量，就重达千钧了。”（荒芜《纸壁斋说诗》）

我国诗文评，向来对于时代、历史的宏观把握是十分重视的。对一个时代文明与诗风往往有极准确而形象的概括。如汉末的“建安风骨”、稍后的“魏晋风度”、六朝之“江左宫商”、唐代的“盛唐气象”等，这些大的笼罩，往往使人对产生在某一时代的具体作品有更为深切的赏析。

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时代，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反映着社会的动乱与民生的疾苦，充满悲天悯人的情调；一方面便是表现乱世英雄建功立业，收拾金瓯的使命感或雄心壮志。“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所谓“建安风骨”，其核心的东西便是深刻的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结合的精神或文艺风貌。明乎此，当我们读到以下诗句：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蔡琰《悲愤诗》）

才能如历其境，如亲眼看见哀鸿遍野的悲惨图景，嗅到血雨腥风的气息，从朴质无华的诗句中把握到诗人刻骨的悲哀与愤怒，及无形中弥漫的向往呼唤人道的博大情怀。才能区分它们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人生感伤在美感上的重大区别。当我们读到这类诗句：

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曹操《秋胡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

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曹植《鳝篇》）

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曹植《薤露行》）

也才能充分体味其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精神及由此产生的崇高美感。

就是《古诗十九首》，也须联系这一时代特征，加以考察，方能充分鉴赏。时代精神也不是单一方面的，汉代盛行黄老之学，是道家思想很盛的时代，注意于此，才能了解为什么这一批诗作中随处多见“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等颓放的情调，和“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等的享乐气氛。显然其作者就与上述鞍马间横槊赋诗的诗人身份不同，大约是生在那个草菅人命的时代而又执着于人生，在思想上受过老庄哲学熏陶的文人之流吧。

魏晋之际是一个“乱与篡”的时代，文人们在政治旋涡中生活，大有人命浅危、朝不虑夕之感，所谓“魏晋风度”，完全是内容苦闷与形式通脱的产物。傅雷推崇《世说新语》，而“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高峰”（《傅雷家书》），恐怕终究是一种误解或美化。

而编过《汉文学史纲》和《嵇康集》的鲁迅，对那一时代看法则全然不同。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稿有不少精到的见解：当时人们已感到人生无常，转重摄生，吃药便是一种时尚。所谓“五石散”，这种矿物合成的药中有毒成分很多，吃后皮肉发热，因此不合穿厚衣、窄衣。“现在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因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是很苦的。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在当时竟传为美事。”除此而外，当时文人对人评头品足，对己不拘小节，对高兴或不高兴的人做青白眼、打呼哨（所谓“啸”），不求甚解地读得一首《离骚》便自称“名士”，等等，都可说是“魏晋风度”的一种体现吧。了解那一时代的精神，对于理解那时的诗文是极有帮助的。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道：“年青时读向子期（向秀）《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鲁迅对黑暗、专制恐怖统治下文人心态有切身体会，所以更透彻地认识了历史生活的缘故。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同上）

前人每觉阮籍八十余首《咏怀》多数归趣难求，这和向秀的情况也差不多，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讽，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注）只要明乎时序世情，这些看来莫名其妙的诗也就易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