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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抵抗侵略者波斯（第8页）

这场战争的结果很不确定。因为雅典输送士兵前往埃伊纳岛的船只有40艘，加上科林斯支援的20艘，总共不过60艘。而埃伊纳岛作为一个先进的海运国家，轻轻松松就可以组织起60艘船的船队。

要攻占漂浮于海上的岛屿，船只必不可少。船只不仅要运送士兵，还要运输粮食。

在公民大会上，地米斯托克利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提醒公民雅典面临的危险，再次强调有必要建造200艘战船。

这次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公民大会的重视，公民们在会上展开了认真的讨论。然而，“对波斯态度缓和派”的壁垒实在太坚固。大流士死了，继承波斯王位的薛西斯是位绅士。也许，稳健派领袖比以前更固执地认为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波斯问题吧。他们极力反对建造战船，理由是此举只会刺激波斯国王采取行动。

公元前484年，地米斯托克利40岁了。这一年，他第三次请求公民拿起陶片，实施陶片放逐。

他的目标是克桑提普斯，理由是克桑提普斯在与埃伊纳岛的作战中没有采取有效的战略战术。

36岁的克桑提普斯率领雅典军在埃伊纳岛作战，前一年回到雅典。因为一直未能解决埃伊纳问题，公民对他极其不满。大家不约而同地在陶片上刻下了他的名字。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完美的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此时11岁，成了被放逐者的儿子。

因为陶片放逐了克桑提普斯，地米斯托克利成功引导公民大会通过了建造100艘新型战船的提议。

当然，说是“新型战船”，其实并非建造全新的船只。

所谓的“新型战船”，只是三层加莱船的改进版。船身得以加固，同时为增加船只重量，船底装了很多石块。

雅典新建船只“三层桨大帆船”

石块堆放在船底，容易造成船只重心不稳。因此，石块的堆放必须认真细致。

堆放好的石块要固定，不能随着船身的晃动而来回滚动。

船只重量变了，自然需要训练船员适应这种重量。

地米斯托克利设想的“建造新型战船”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包括他一直以来的全部设想与智慧。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意识中，这就是未来雅典的海上力量。

地米斯托克利和反对他的稳健派之间真正发生冲突，是在两年之后。因为这一时期，人们在雅典附近的拉夫里翁发现了银矿。围绕银矿收益的使用问题，双方的对立显现出来。

42岁的地米斯托克利理所当然地认为银矿的收益应该全部用于建造200艘新型战船。

新建“三层桨大帆船”的桨手和堆放了石块的船底

阿里斯泰德比地米斯托克利年长6岁，他以前只让年轻的克桑提普斯出面，自己在后面运筹帷幄。克桑提普斯遭到陶片放逐之后，他不得不亲自上阵了。他提出，来自拉夫里翁银矿的收益应该平均分配给所有雅典公民，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

地米斯托克利没有要求公民赞成自己的意见或阿里斯泰德的意见，他让公民们用陶片放逐的办法来做选择，即在公民大会上，只要阿里斯泰德的意见遭否决，他将自动被陶片放逐，这样就可以排除阿里斯泰德了。

陶片投票的结果是阿里斯泰德遭陶片放逐，尽管他提出的意见对公民有利。

公元前482年，波斯国王终于结束镇压埃及的叛乱，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攻打希腊了。也许正因为如此，雅典公民终于愿意认真倾听地米斯托克利的主张了。

关于这一年的陶片放逐现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写过这样一段逸闻：

陶片放逐现场，一个男人叫住了阿里斯泰德。此人很可能来自远离首都的地方，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总之他不认识阿里斯泰德。他请阿里斯泰德帮忙，说：“你能帮我写一下阿里斯泰德的名字吗？我不会写字。”

阿里斯泰德问他：“阿里斯泰德做了什么坏事？”

男人摇摇头回答：“没有，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人们说阿里斯泰德是正义之士，让我很烦。”

阿里斯泰德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在男人递过来的陶片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还给了他。这一年，阿里斯泰德被赶出了雅典。

只看这段逸闻，你一定会认为陶片放逐制度是一个相当不严肃的制度。

但是，普鲁塔克是个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希腊人。他是一个乡绅，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即五贤帝时代，是六百多年以后的人。在那个时代，即使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无须担心生计。因此，缺少危机意识也属正常。

普鲁塔克给了阿里斯泰德极高的评价，而阿里斯泰德本人大概比任何人都看重“正义之士”这一评价吧。作为超级名门又超级富裕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领袖，他本人并不富裕，可以说他是在贫穷中度过一生的。如果在那个时代，雅典的选举口号是“宁选众望所归之人，不选一心向权之辈”的话，大概没有哪一个政治家可以超过阿里斯泰德成为“众望所归之人”。

刻有阿里斯泰德名字的陶片

相反，地米斯托克利却是“一心向权之辈”的典型。作为政治家，他可以列举一件件可能给城邦国家雅典带来危害的例子，提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雅典应该如何应对，每一个公民应该怎样做。

雅典公民不可能人人都识字。但是包括这些不识字的文盲在内，大多数公民此时已经意识到在遥远的地平线彼岸，波斯军队正蠢蠢欲动。于是，他们果断选择地米斯托克利，放弃了阿里斯泰德。因为此时公民心中都已有了危机意识。

相差6岁的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两人尽管想法和做法截然相反，却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作为政治家，两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

在雅典，担任公职没有报酬，自然没有通过为国家服务来挣钱的概念。因此雅典不会发生有人因贪污公款而被起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未想过把国家的钱揣进自己的腰包。

但是，因滥用公款罪被起诉的事情是有的。滥用国家的钱意味着滥用政策，因为滥用政策而给国家带来危害，就是所谓的滥用公款罪。

至于陶片放逐，先不论这一制度的好坏，用这一制度来惩罚“还没有带来危害，但是有可能带来危害”的人，说起来也算是一种预防措施。

在民主政体下的雅典做政治领袖是要付出代价的。小林秀雄也写过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修昔底德的《历史》讲述的是怎样一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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