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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诗词（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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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说诗词

在我们的文学遗产中，古代诗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横向看，中西古典文学的比较，西方（欧洲）以叙事类（再现的）小说戏剧为主，自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及圣经文学开始，向来如此，人们谈到西方（欧洲）文学，言必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我国则以抒情类（表现的）诗文尤其诗歌见长，素有“诗国”之誉，从诗经楚辞、八代唐诗到宋词元曲，大半部中国文学史主要是诗史，所以人们谈到中国古代文学，言必称屈、陶、李、杜。

欧洲的语文以文艺复兴断限，以前为古文，以后为今文。以前的诗文原作，而今除专家外是不能直接读懂和赏鉴的。而我国古代诗词却不同。自谓“只能用散文的资料做点打油诗”的周作人，抨击古文甚力，却提倡学生读古诗。他在《读古诗》《唐诗易解》等随笔中谈到：语体文和古文在系统上关系不密切，韵文则是相连的，除不押韵的自由诗外，自诗经至词曲、弹词、歌谣，都重平仄押韵，语法也没有散文那么差得远。从前坊本古诗注解，如《唐诗解颐》，遇见难懂的字面，双行小注，平常意义可懂的字句就简直什么也不加，如“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作口语读下去就可以懂。韩愈的“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云云，除“荦确”需要注解外，也都文从字顺，可以理会，若是拿他的大文《原道》来读，便不是这么简单了。试想整整一千二百年前，唐朝天宝时代诗人巨作，我们现在还能念得，而且从它的原文里直接享受它的好处，这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更追溯上去，周朝的《诗经》中有些诗也可以懂得。文艺复兴时代相当于我国的元明，相对唐宋已很晚近，更不用说周汉了。三千年前的诗歌至今还可以从原作直接鉴赏，岂不是国人很大的幸福么？岂不是世界的美谈么？

纵向看，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诗歌雄踞文坛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复出的。古代诗词在今天已成为一种规范和范本。今日文艺生活之丰富多彩，自为古人无从梦见；而古人曾经有过的快乐，今人往往亦有隔膜，或神往。今人一月不读一首诗，已算不得怎样遗憾；如一月不看电视，试问感觉又将如何？而诗在古人，如电视之于今人，也曾经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需要。唐人离不开诗，宋人离不开词，就像今人之离不开影视；诗人和词人之为人崇拜，也曾如歌星影星之为人崇拜。诗词在古代，曾是最富于群众性的文艺样式。诗词在审美价值外，甚至还有很高的社会应用价值。

一首诗可以成就一个进士，如朱庆馀之《闺意》一题《近试上张水部》，事载《云溪友议》。一首诗也可以使人终身不仕，如孟浩然之《岁暮归南山》，说见《唐摭言》。

类似传闻不一而足，未必全据事实，但仍可反映一代风气。古代诗人确乎非常重视其创作的社会影响，反馈往往及时。《集异记》所载王之涣等“旗亭画壁”的故事向来脍炙人口，无烦费辞，单说小有名气的周朴，也有一段佳话。朴自爱“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西”两句，偏有骑驴者和他开玩笑，佯诵为“河声流向东”，使他奋力追之数里，以作重要更正。这种傻劲儿，今之人恐不屑为。官本位的时代，诗人的荣誉却超乎主宰一方的权威，张祜《题孟处士宅》即明白宣称：“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比李白写“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还要勇敢。连强盗拦得诗人，也只好佩服，请他继续走路（《唐诗纪事》载李涉事）。

至少在唐以前诗歌不靠刊物流布，不叫人默默吞咽。它传唱于牛童、马走、儿童、孀妇之口，题写于道观、禅寺、山程、水驿之间。地方官员、寺院住持皆有设置诗板，敬请名流题留新诗的习惯；而路边的芭蕉叶与青石面，则是诗人即兴发表作品的“诗刊”；不用编辑揄扬，无须传媒炒作，佳作不胫而走，劣诗自行淘汰……那诚然是一个令后世诗人神往的时代。

作品的传世与不传，固然有赖自身的艺术力量，而同时还有一个历史际会的重要条件。“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诗而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又能叫新诗人佩服到哪里去呢？然而它从产生之日起即不胫而走，尔后代代相传，母子间口口相授，任何权威无法禁止，势必还要流传下去。新诗，固然将在文学史上写下自己的篇章，但也不必振振有词道新诗的历史不长，便是其不如旧诗传诵的原因。我们岂能指望不能流传当世、深入人心的作品，一千年后突然家弦户诵？“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韩愈），应该正视和承认，那个属于诗的黄金时代是不可复制的，那个时代产生的杰作，已成为一种典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巨大的艺术享受。

回过头来，说说什么是诗。我们的古人早在汉代以前就对此有很深的认识。《说文》云：“诗，志也。从言，寺声。”这一解释，当依据于更早的《尚书》。《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毛诗序》进一步发挥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几段堪称经典的文字，一例释诗为“志”，也就是将诗的中心内容归结为人的情志；而诗的文学功能，则是情志的释放、发抒以及沟通，所谓“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诗者释也，人秉七情，应物斯感，心有千千结，须得释而放之，然后始得其平。而散文从一开始（无论卜辞、铭文，还是《尚书》），其中心内容都是事实，而其功能则是记录。古人还进一步认识到诗歌、音乐、舞蹈在审美特征上的同一性，所谓“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种同一性就是节奏。总之，诗是一种凝练的、节奏感极强的抒情性文学体裁。朱光潜认为，一切纯文学作品，多少都有几分诗的素质。（《诗论》）

诗词是情绪释放的产物，故始于兴会。西人云：“诗始于喜悦，止于智慧。”所谓喜悦亦即兴会。作诗最难得的就是兴会淋漓，这是一种状态，一种感觉，一种创造性情绪，一种巅峰体验，是诗词创作的原动力，又称灵感、兴致、兴趣，你就说它是诗之灵魂也可以。陈衍《石遗室诗话》云：“东坡兴趣佳，每作一诗，必有一二佳句。”便是说东坡饶有兴会，故每作必有佳句。兴会并非空穴来风，它一定来自独特的生活阅历、独到的生活感悟以及新鲜事物的刺激。抛开了独特阅历、独到感悟不写，写作就会不在状态。知堂老人说，没有灵感而作诗，就像没有性欲而做爱。不幸得很，这样扫兴之事，在古今诗词创作领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空间开阔，万象新奇，不但皆供诗材，尤能激发思绪。唐人郑綮自谓“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辨别一首诗的真伪、好坏，分水岭就在这里，如果读之让人入迷，让人玩之无穷、味之无极，那么它一定是真诗、好诗。如果读之兴趣索然，味同嚼蜡，那么它一定是伪诗、劣诗。

“小子何莫学乎诗”，自孔子对弟子强调诗教以来，这话在我们这个“诗国”一直被人自觉不自觉地信奉着。询问对方孩子背得几首古诗，至今仍是家长见面谈话的一项内容。“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已超出作者原意，广泛地被引为献身精神之象征。“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一类诗句，在“同学录”上仍是激动人心的赠言。古老的“赋诗言志”的传统，至今还在延续。

不仅如此。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诗词乃至汉字已走到尽头。又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毛泽东诗词就是传统诗词最后的辉煌。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低估了汉字与诗词的生命力，也低估了后人对汉字、对诗词接受喜悦的程度及驾驭之能力。开放之年，值词章改革之大机。于时思想解放，文禁松弛，诗家取题日广，创获尤多，诗词旧体，活力犹存，且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和海外华人中拥有比新诗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作家王蒙甚至将传统诗词比作一棵大树，谓直干虽成，而生机犹旺，仍在添枝加叶，踵事增华，仍是“老树著花无丑枝”。

诗不能当饭吃，也不解决就业问题，也不能指望用来改造社会。诗的用处不在那些地方。诗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填不饱肚子，却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人成为诗性的人。往小处说，可以更好地欣赏人生，有助于化解人生的痛苦。往大处说，可以按照美的规律去从事创造。我们能够不学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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