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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一我脸盲（第2页）

徐生洲不得不再次祭出他最常用的借口：“作为师范大学毕业生，谁还没有个教育改革的梦想？区别只在于有没有机会、能不能实现。很幸运，我在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下，有了尝试的机会。”

刘瑾瑜似乎有些丧气：“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管理者和大学科研人员一定要是同一拨人呢？就像现在，很多非常厉害的学者，40岁成为杰青、50岁当选院士，就开始脱离科研一线，去当大学校长、副校长了。为什么就不能纯粹一点？”

徐生洲笑了笑：“是啊，为什么就不能纯粹一点呢？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的结论呢？”

徐生洲道：“这个问题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看电视，老喜欢问大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除了影视剧的脸谱化外，我们小孩子往往会通过其好人、坏人的身份，来推断他做事的动机和目的。我们很难容忍做了坏事的好人，以及做了好事的坏人，认为他们混淆了我们善恶分明的价值观。后来长大了、见识多了，才知道世界上最多的，是会做坏事的好人、会做好事的坏人，以及很难说清好坏的普通人。至于那种纯粹的好人、纯粹的坏人，反倒是万里无一。”

刘瑾瑜若有所悟：“我们希望的纯粹，就像康托尔集合论，非此即彼。事实上却存在着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罗素悖论，让我们构建起系统、严密的数学科学大厦的梦想落空！”

徐生洲点点头：“事实就是这样。按照我们合理的想象，大学应该由专业的、懂得高等教育学的管理者来管理，科研人员只负责专心从事科研。但实际操作中，纯粹的管理者很难让众多的科研工作者信服。比如我不是数学专业的，跟大家说，燕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每年都能发表五、六篇‘四大’，我们神州科技职业学院也争取每年发一、两篇吧！大家会觉得很可笑。但如果我是数学专业的，我就会考虑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发‘四大’是否可行，像刚才那样的话能不能说。而如果我是数学的杰青、院士，我跟大家这么说，大家就会更容易接受，会认真考虑我的提醒是否可行。

“同样道理，现在搞科研都是集体作战，很少再像一百多年前那样，或者像我们搞数学这样，单枪匹马，挑战风车巨人。如今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动辄三、四个子课题，五六、七八个单位共同协作，如果没有懂管理的科研组织者，任务怎么布置？项目怎么推进？成果怎么整合？”

刘瑾瑜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不搞科研的管理者，往往管理不好大学。而不懂管理的科研人员，也往往搞不好科研。”

徐生洲竖起大拇指：“理解力满分！如今科研和管理，已经成为大学合格教职工成长的双翼，缺一不可。就像你不理解我为什么去当校长，更多的人是不理解我已经当了校长，为什么还要花大量时间，死乞白赖去读个博士。我就跟他们这样说，因为校长有点像古代的君主帝王，不仅要处理事务，还要当一个合格的吉祥物。”

“吉祥物？”

徐生洲点点头：“对，充当吉祥物是校长的重要职责。校长的地位，就代表着学校的地位。校长的水平，就代表着学校的水平。校长的形象，就代表着学校的形象！知道为什么古代要请名士当书院的山长，邀请隐士入朝为官吗？知道为什么现在不仅985校长大多数是院士，就连很多省里面的院校都要请院士去当校长？原因都在此！”

从发表“四大”，到证明冰雹猜想。

从博士毕业，到获得钟家庆奖。

一步一步，徐生洲感觉到周围人对自己的尊重，感觉到周围人对自己作为神州科技职业学院院长的改观，才明白上面这些话的真谛，以及系统大爷发布任务的苦心！

先敬衣冠，后敬人。

先敬校长，后敬学校。

道理是一样的。

徐生洲旋即醒悟过来，自己是和别人闲聊，而不是向自己的教职工布道，赶紧扯回话头：“对了，我们学校的中外名家画作有40幅。相较而言，你更喜欢中国绘画，还是西方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