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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东北偏北（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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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兴八年的夏天，黑龙江省北部的边境要地瑷珲城一下子迎来了了三位大人物。

瑷珲这个地名，有一番曲折的经历。瑷珲亦作艾浒、艾虎、艾呼、艾浑、爱珲，皆为一些少数民族语的不同汉语对音。汉语称黑龙江城，满语称萨哈连乌拉霍通。1858年后始出现“瑷珲”字样。瑷珲有新旧二城，一为江东旧瑷珲[注一]，城在黑龙江左岸，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镇东北，苏联境内维笑勒伊村（意译为快乐村）附近。明代曾在此筑忽里平寨，隶属奴儿干都司。此地清初已有“艾呼”之称。17世纪中叶沙俄侵入黑龙江流域，将此寨焚毁。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命萨布素在瑷珲建城永戍，并在此置黑龙江将军。二十四年，清政府鉴于旧瑷珲僻处江东，联系不便，迁黑龙江将军驻地于下游右岸达斡尔族托尔加寨旧址。原处留副都统镇守，二十九年裁撤。咸丰八年（1858）《瑷珲条约》签订后，因该城位于江东六十四屯[注二]地区内，仍归清朝管辖。另一为江西新瑷珲[注三]，在黑龙江右岸，黑龙江将军驻地迁此后，在托尔加寨的废墟上，重修新城，仍名瑷珲。康熙二十九年黑龙江将军移驻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后，该城留副都统镇守。《瑷珲条约》即在此签订。

说到瑷珲，就不能不提到《瑷珲条约》，这个于咸丰八年在新瑷珲城内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使俄国一口气吞下了中国方面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随后，咸丰十年（1860）的《中俄北京条约》更将原为清帝国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副都统管辖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四十余万平方公里国土割予俄国。大清帝国的东北方向上，两年内竟失去了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国土，后人必痛骂清政府之无能，无能必乃事实，可如果不参考当时清帝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以及清朝经营东北的历史情况，则痛骂也就只能成为无思考力的纯粹发泄。

咸丰同治年间，是个叛乱迭起、国内动荡不安的年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最后高峰期。1850年发源于广西桂平金田村的太平天国起义，几乎冲垮了清帝国的统治。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着帝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地区与忠于帝国的各种武装力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双方涌现了无数著名的战将，共同绘就了一幅壮丽而残酷的战争画卷，然而，这样的战乱，必然造成人民颠沛流离，生产遭受巨大破坏，江南地区呈现糜烂之势，直到1864年帝国军队攻破天京城，江南才稍稍得以喘息。

与太平天国南北呼应的捻军则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一带活动，以运动战的方式，连续击败前来围剿的帝国军，于1865年在山东荷泽的高楼寨围歼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骑兵军团，之后又从剿灭太平军的名将曾国藩所率领的精锐湘军封锁包围下突击而出，直到另一位帝国名将李鸿章以“扼地兜剿”的扼杀封锁战略迫其分兵，才于1868年被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广西，先后又发生了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进入广西建立大成国的事件，以及壮族佃农李文彩领导的永淳起义、壮族人吴凌云领导的新宁州起义、壮族人黄鼎凤领导的贵县起义等，广西经历了十余年的大混乱。顺便提一下，吴凌云的部将刘永福在起义军大势已去后，率部进入越南六安，以黑旗为帜，后来得到越南国王的重用，在抗法战争中大显身手，是为著名的“黑旗军”。曾为帝国叛逆的刘永福在中法战争后归顺朝廷，先是在广东任总兵，后来派驻台湾，在真实历史上，刘永福领导了台湾军民的抗日战争，打死打伤三万二千多名日军，作为总司令的刘永福直到最后的堡垒——台南——陷落前才乘英国轮船逃出，这样的传奇人物，也正是乱世的产物哪！除去上述的起义外，清帝国还同时还要应付贵州的苗、教、号军起义，云南的*起义和陕、甘、宁、青的*大起义，这一系列的起义，居然没有让帝国崩溃掉，一定程度上是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同光中兴”的名臣良帅拼着命挡了下来。

正当内乱未平之时，英法等国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发动了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远征行动。远征军在塘沽登陆，以先进的火器击败了前来拦阻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骑兵军团，一路势如破竹，攻到北京近郊，焚毁了举世著名的帝国皇家园林圆明园，强迫清帝国方面签定了《北京条约》。

就在这一时期，俄国置百多年前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于不顾，加强了对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的渗透和入侵。早在1854年以前，俄国就占领了黑龙江出海口处的中国城镇庙街，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随后又占领了库页岛，更名为萨哈林岛。1856年末，沙俄将霸占来的中国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岛划为其“滨海省”，设首府于庙街。1858年5月，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驶至瑷珲，向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了俄国单方面拟订的条约草案，宣称以黑龙江为边界，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归属俄国，还威胁说如果不能满足，则俄国将联合英国对华作战。奕山作为守土的将军，自然要据理力争，并拿出《尼布楚条约》作为引证，然而奕山手中并无可以对抗俄国军事威胁的武装力量，他不可能从内地得到任何支援，因为京师正被英法联军所威胁，其他地区则陷于起义军和帝国军的混战中，他自身的力量又薄弱得可怜，他的部下只装备着一百多年前中俄雅克萨战役时的铁炮和火绳枪，在俄国人先进枪炮的威胁下，他退缩了，提起笔在条约上签了字。事实上，从法律的眼光看来，俄国人只是想把已经夺取到手的土地通过条约合法化而已，并非是因为签定了条约所以才一口气吞下那么多土地的。然而，清政府一开始并没有批准这个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毕竟，割地这种严重且敏感的事情，不是万不得已，轻易做不了决断。不过，清帝国也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俄国人继续向黑龙江左岸移民，还将瑷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维克（意为“报喜城”），建设成为黑龙江中游上关键性的军事要塞和工商业中心。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不在意当时《瑷珲条约》的非法性，他性急地特颁嘉奖，晋封穆拉维约夫为阿穆尔斯基伯爵（俄称黑龙江为阿穆尔河）。1860年，英法联军在俄国公使的引领下攻到了北京近郊，俄国人转而又为中国和英法方面做调停，英法在达到目的后，撤出了远征军。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自称“调停有功”，还以帮助镇压太平军为诱饵，向清政府提出一份新的中俄条约草案和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东部边界地图，逼迫清政府“一字不能更易”地接受，否则“兵端不难屡兴”。此时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南方的太平天国叛军连获大捷，击破清军的关键性据点江南大营，席卷江南，进逼上海，其他地方的叛军也风起云涌，连年的兵祸已经使这个曾经强盛的帝国无力再抵挡强大沙俄从东北方向的攻击——那里原本就不是大清的战略重心。于是，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11月14日正式签订了，条约不仅使原本非法的瑷珲条约合法化，更规定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四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俄国，或者说，将这一地区被俄国占据的现实合法化。四年后，俄国熊以军事威胁加外交恐吓的手段，*，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计约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英法联军费了一番力气攻到京师城下，不过是洗劫焚毁了圆明园，共同分掉了八百多万两银子的赔款，英国得到了小小的九龙司，法国得到了传教士租买田地的特权，而几乎没付出什么代价的俄国人却只借助了一下形势之利，便侵夺去清帝国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不禁让人怀疑起上帝与熊之间的关系来。

自然，内忧外患，国势衰微，是清帝国丧失广大国土的主要原因，然而，清朝治理东北边疆的方式，也值得商酌，毕竟，被俄国侵吞去的国土有一百万平方公里在东北。

说到清朝对东北的治理，最凸显的事物应该算是“柳条边”的设置。清朝视满族兴起的东北为“龙兴之地”的禁区，在封禁地区修浚边壕，沿壕植柳，谓之柳条边。又名盛京边墙、柳城、条子边。顺治康熙年间（1644～1722）先后修建柳条边于辽河流域和今吉林部分地区。禁止民人越过边墙打猎、放牧和采人参。辽河流域的柳条边，南起今辽宁凤城南，东北经新宾东折而西北至开原北的威远堡，又折而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周长一千九百余里，名为“老边”，也称“盛京边墙”。又自威远堡东北走向至今吉林市北法特，长六百九十里，名为“新边”。老边自威远堡至山海关的西段，归盛京将军管辖；自威远堡至凤城南的东段，归盛京兵部管辖并受盛京将军兼统。新边则归宁古塔将军（后改吉林将军）管辖。在交通要道处初设边门二十一，后减为二十。其中较著名的有九官台边门、威远堡边门、凤凰城边门等。每边门常驻官兵数十人，稽察行人出入。清朝设置柳条边的目的是保持满族传统习俗并垄断东北特产等经济利益，康熙中叶以后，从关内到关外偷采人参、垦荒种田的人越来越多，清廷禁令形同虚设。鸦片战争后废弃。即使如此，设置柳条边这样的封禁方式还是造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东北地区人口的稀少，连带地拖累到经济和军事，使得俄国人有机可趁。反观俄国方面，不但派出武装力量不断地渗透、侵入东北，更有组织地鼓动内地人迁居远东，投入资本开发当地资源，建设资本主义经济，使得军队能够得到就近补充。为了保护，反倒造成了落后，在列强为了争夺几个大洋上的珊瑚礁都不惜刀枪相向的大征服时代，清政府以那种无效利用土地的方式治理地方如此广阔、物产如此丰饶的东北地区，必然要遭到惩罚。

中日战争后，中华帝国政府加强了东北的警备，向东北地区发起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每年移入的人口在五十万以上，大大超过了上个世纪里的人口自然迁移速度。驻军也大大增加，到光兴八年（西元1903年）初，东北三省已经部署有四个常备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和一个独立步兵旅，共十五万三千常备军，另外还有十五万以上的战斗预备部队，只需三到七天的动员时间便可以从当地集结出战，这些部队统一归属设在盛京的东北军区司令部管辖。

根据光绪二十一年颁布的《帝国政区法令》，东北编制为三大行省：黑龙江[注四]、吉林[注五]和奉天[注六]，它们的首府分别设在齐齐哈尔[注七]、吉林和盛京。

光兴元年，西元1896年，中华帝国政府改旧瑷珲为定远，作为江东六十四屯的乡府，新瑷珲则作为新设的瑷珲县县城，前者隶属后者管辖。经过八、九年的发展，瑷珲已经成为黑龙江右岸的第一大城市，聚集有六万以上的人口，以造船业和伐木业作为支柱，海军黑龙江分舰队司令部也设在城内。不过，那黑龙江分舰队司令，三十三岁的海军少将易明轩还不够资格列入开头所述的三位大人物之列，虽然他们的职业倒是一样。舰队司令部的高墙大院里，身着全套白色海军礼服的易明轩必恭必敬地接待了三位军衔上均比他高出两级但年龄上却相差甚小的军界大老级人物。站在他面前的是这三个人：

陆军上将杨正金，任职总参谋部总参谋长，三十九岁。

陆军上将邓简，任职东北军区司令，三十七岁。

陆军上将钟夏火，任职禁卫军司令，三十九岁。

他们三人一起来到这里，当然不是为了观赏黑龙江上的夏季风光，作为帝国的高级将官，他们肩负着防卫国土的使命，也肩负着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使命，究竟今次的访问，是哪一方面的使命为主呢？根据民国党主办的《实闻报》的说法，这次三位上将一起巡视东北边境，标志着帝国政府对中俄间无休止边界谈判的厌倦，战争迫在眉睫。而作为执政联盟核心的中民党党报《时事评点》则严厉驳斥了《实闻报》的说法，声明文易总理希望能与俄国继续谈判下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并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双方召开联合裁军会议，共同裁减部署于两国边界线上的军队，而对三位上将巡视东北边境一事，只说成是总参谋长关心边境防务、同时禁卫军司令又深谋远虑的表现。

因为有黑龙江军分区的司令官照应，易明轩并没有对这样的接待感到很多压力，他惟一的不安来自传说中的暴躁将军钟夏火——那个面貌强悍，使用整个肺来大声说话的中年男子。

“易司令，我们需要知道黑龙江舰队现有的实力！”没等客套话结束，钟夏火就大大咧咧地提出了要求。

易明轩不敢怠慢，立即显出谦恭的样子，低头答道：“报告诸位司令，帝国海军黑龙江分舰队现有四百八十吨的江字级炮舰四艘，一百九十吨的鲲字级巡逻炮艇六艘，五十吨到一百吨的巡防快艇十五艘，五十吨以下小汽艇三十六艘，另在瑷珲、黑河的沿江炮台上布置有两个混成岸炮营，装备火炮四十门，海军陆战营驻扎在瑷珲城外，连同司令部和勤务部队，总计官兵四千一百三十六人。”

“你对面的俄国江防舰队的实力呢？”钟夏火接着问。

“俄国江防舰队现有三百吨级的巡逻舰三艘，一百五十吨级的巡逻炮艇四艘，百吨以下的快艇三十多艘，不过，俄军驻扎在庙街的驱逐舰部队拥有一艘轻巡洋舰和六艘小型驱逐舰，它们随时可以溯江而上。”

“可以用岸炮压制……况且，只要能迅速打败俄国舰队，或是把俄国舰队长期封锁在港口，那么庙街的俄国分舰队就无从施展……”

邓简在杨正金耳边低语道，杨正金微微点头，转向易明轩道：“我们想看看部队的情况，你安排一下，十分钟后开始，先退下吧。”

易明轩与随行的黑龙江军分区司令一起倒退着离开大厅，钟夏火走过去，亲手关好门，回到摆了茶点的八仙桌边。

“看情况，明年开春就要开打了吧。”钟夏火捏起一颗花生米扔进他硕大的嘴里。

杨正金抿着茶，缓声道：“什么时候开打，谁也说不清。我们没有准备好，俄国人也一样，至于什么时候能准备好，谁也不知道，也许双方都在等待借口，一个足以宣战的借口。”

“不宣而战也没什么奇怪，在我们那个时代，宣战的人才是傻瓜。”钟夏火不以为然道。

邓简插进来道：“我看文总理完全没有打仗的意思，如果不是我们武威公在内阁里做国防部长，他恐怕会真跟俄国讲和。还好，俄国人狂傲得没谱，根本不打算跟我们谈，还不断增兵远东，显然是要跟我们大干一场。”

杨正金道：“以俄国人现在的部署态势看，他们更像是要进攻，而非防御，可是，他们的兵力却达不到进攻所需的最低限度。”

“听说俄国的将军们在正式的军事会议竟公开谈论一个俄国士兵能否顶得上两到三个中国士兵的话题，他们根本看不起黄种人，俄国的官方报纸还把中日战争贬斥为野蛮人之间的部族斗殴。”

杨正金摇摇头：“不能小看俄罗斯帝国，他们的国力强盛，军队纪律严明，有着优良的军事传统，下级官兵的勇猛精神和身体条件在欧洲也是位居前列，他们的关键问题在于政治，过于腐朽的政治制度只能诞生无能的决策者，无能的决策者可以轻易葬送无限多无限强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