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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第1页）

“曾国藩全书（..）”！

篇一

一、坚挺——开宗明义，挺为第一

【原文】

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漫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漫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引自《挺经》

【解读】

有一家人，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并要把他留在家中吃午饭。一大早，老翁就吩咐自己的儿子前去集市上准备蔬菜果品。但是，时间已经过十一时了，他的儿子却仍未回来。老翁心里很着急，就亲自到窗口去眺望，看到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的儿子挑着菜担，在一条水塍上与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站着，彼此都不肯相让，就在那儿都站着不动。老翁赶上前去，好言相劝道：“老哥，我家中有客人，正等着这些东西做餐，请你往水田里让一让，让他过来，你老哥也就可以过去，这岂不是对两个人都方便吗？”那个人说：“你让我下水，他怎么不下呢？”老翁说：“他个子矮，下到水里怕担子里的东西被水浸坏了；你老哥个子比他高，下到水田里不至于碰到水。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请你让一下。”那个人说：“你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即使浸湿了，将就着还可以吃；我的担子里挑着的可都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了水，就一钱不值了。我的担子比你的贵重，怎么能让我让道呢？”老翁看无法说服他，便挺身过去说：“来，来！那么这么办吧，让我老头儿下水田里，你把货担子交给我，我把它顶在头上，让你空着身子从我儿子身旁过去，我再把货担子交给你，怎么样？”说完立即脱下鞋袜。那个人见老翁这么做，心里过意不去，说：“既然老丈这么费事，我就下到水田里，让你把担子挑过去。”说完立即下到水田里让路。他就只这么挺了一挺，就化解了一场争执。这就是“挺经”的第一条。

【详解】

关于“挺经”的第一条，理解起来委实不易，因为很难说清曾国藩的本意所在。若说“挑京货担子的”不好，那么他最终不是让了吗？那么意在树立老翁吗？似乎也没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那么，曾国藩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当有这么两种理解。一种是唐浩明长篇小说《曾国藩》中的理解，按唐浩明的理解，重点在挑京货担子的那个人，因为他这一挺，弄得父子俩只好让他。还有一种是李鸿章的僚属吴永的理解，他说：“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从吴永的观点看，他认为曾国藩的着意点在老翁，所以谓必须“躬自入局”。

那么着意点究竟在何处呢？曾国藩要强调的究竟是谁的“挺”呢？因为上段曾国藩的“挺经”第一条着笔较多的是老翁和挑京货担子者，所以人们往往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两人身上，尤其是文中的“挺了一挺”一句，更容易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到挑京货担子的人身上。其实，我们只要客观地问上一句：这三个人谁是赢家？答案就会迎刃而解了：老翁脱了鞋袜，要下水田去接担子，当然是输家；担京货担子的人过意不过，当然也是输家；唯一获胜的是老翁的儿子，他只在那儿一动不动，最后别人还是给他让了道。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老翁的儿子也只能一挺到底：因为他个子矮，无法下到水田里，否则就会毁了食品。所以我们认为，这老翁的儿子的“挺”才是曾国藩真正的用意所在。

二、慎独——人生第一自强之道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仔细考察古人的功夫，其中成效特别明显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静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也钦服。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至。

坐思图清

【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曾经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些错误之念聚得多了就会泛滥，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产生。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会产生一个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的微妙差异，是可以加以评论了。

《大学》自“格物致知”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的资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问题，也可以加深他的识见。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私间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可以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去做，不善之事不应去做，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因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唯恐别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时迟疑不决；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侥幸别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绝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长年不断地犯下去。暗室之中而仿佛面对天日，心里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经典中的准则，而后世贤人所切实探究的。自从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向外求知，而专心于对善恶的认知，于是使慎独的宗旨隐而不显。自从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观照，这会导致对眼前的事理的认识不清，从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总起来说，“明”应该在“诚”之先，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那么这个“慎”也就不会做得恰当；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当没有事物时，“独”也会无法把握。这是修德的路径，不能不细加辨析。

【详解】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辈子辛苦磨炼的功夫。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大不孝矣。”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愤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当时又曾结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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