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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魏晋隋唐玄学佛学（第1页）

何谓玄学

魏晋玄学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改造了汉代的儒学与道家思想，同时它还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艺术，乃至文人学士们的生活习俗等，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玄学产生背景

玄学产生于魏晋盛行于隋唐，这和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及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朝不保夕的感觉，所以谈玄说易成为当时社会茶余饭后的主要活动，以此来达到精神世界的暂时满足，回避社会现实的残酷。乱世之中，老庄思想抬头，加上曹操等人崇法术刑名，便有了玄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玄学发展阶段

魏晋玄学的发展经过四个时期：第一是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易》《老》为理论论据，盛倡“贵无”，主张“言不尽意”，“名教出于自然”，为门阀士族利益服务；第二是西晋初至元康时期。玄学家以竹林名士阮籍嵇康为代表，思想上与何王学派对立，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庶族寒门的利益；第三是晋元康时期。玄学家以裴

为代表，提倡“崇有论”，反对“贵无论”；第四是晋永嘉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是玄学的综合和完成时期。

魏晋玄学的基本特点

①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用《老子》《庄子》来注解《易经》。

②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

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③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④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解《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

⑤以“得意忘言”为方法。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

⑥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辨析名理是其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玄学作为学术思潮，是顺着名教与自然之辩有无之辩和言意之辩这三大辩论来展开的，有无之辩为名教与自然之辩提供了理论支持，言意之辩为有无之辩提供了思维方式上的依据。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自然，主要指天道自然，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地的运转万物的生化都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

“名教”与“自然”的来源

“名教”和“自然”观念产生于先秦。孔子主张正名，强调礼治；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提倡无为。所以，孔子和老子被后世看作“贵名教”与“明自然”的宗师。

“名教”与“自然”之辩的过程

古代思想家们对名教自然以及这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

两汉时期，董仲舒为了确定“独尊儒术”的地位，他发挥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社会上的等级名分。而《淮南子》和王充则用道家的自然观念与董仲舒的名教观念相对抗。

魏晋时期，社会混乱，玄学家的哲学倾向和政治见解也各不相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争辩的论题。玄学家们试图通过这一论题的争辩，把儒家的名教观念和道家的自然观念调和起来，为名教存在的合理性寻找新的理论根据。

正始时期，夏侯玄率先提出调和名教与自然的论题。正始十年（249）以后，嵇康阮籍对司马氏表面上标榜名教而实际上却篡权的行为非常不满，他们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阮籍主张“心不存于矜尚”，“情不系于所欲”。他们认为名教是束缚人性的枷锁，是“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并非出于自然，期望没有“仁义之端，礼律之文”的自然境界。

西晋太康之后，门阀贵族子弟受阮籍嵇康影响而“放达”之风盛行，他们蔑弃名教，使名教发生危机。乐广批评当时的“放达”之风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乃尔”。郭象对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即是名教，二者不可分离。他指出，事物现存的状态，即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仁义礼法，都是“天理自然”，“任名教”就是“任自然”。他认为“圣王”最能领会名教就是自然的道理，“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也即是说做帝王的虽然过着世俗生活，而精神却十分清高，“外王”（名教）和“内圣”（自然）是一回事。郭象在理论上使名教与自然的对立走向统一，虽然这个统一是虚构的。

东晋末期，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弃离名教而全身心融入自然。在他看来，那种脱离名教的“自然”是自己本来应有的生活归宿，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和阮籍一样，他也贪恋酒杯，生活放荡，但他并不像阮籍那样始终在名教的羁绊中痛苦挣扎，而是安贫乐道，怡然自得。他的隐逸，不是名教与自然相互调和的结果，而是真正彻底地归与了自然融入了自然。所以当他成为隐逸士人的人格风范时，标志着玄学思想发展的极致，也标志着玄学“自然”观发展的终结。

徐干（707），东汉末文学家思想家，“建安七子”之一。字伟长，北海郡（今山东昌乐附近）人。有学术著作《中论》传世。

徐干自幼受家教薰陶。岁开始读五经，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以至父亲担心这样会伤害身体而时常加以禁阻。0岁之前已能背诵五经，并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笔成文，与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

徐干生活的时代，正值汉灵帝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他“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徐干的思想和人生价值观，主要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基调，这从他在《中论》一书中对儒家仁义道德观念和政治学说的种种强调可以得到印证。但他最终辞官归隐，他的这种行为似乎也受有道家思想的影响。

天道观

在天道观方面，徐干持“天道自然”的认识立场。一方面，他对凌驾于人之上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感到一定的神秘莫测迷惘不解；另一方面，他也同样认为天是无目的无意志的，并不能主宰人事。在徐干看来，自然界和社会存在着“常道”和“变数”，事物的规律就由“常道”和“变数”构成，不能因“变数”而否定“常道”之存在及其作用，亦不能因为“常道”而否定“变数”的存在和作用。比如人的生命之长短与其性格心理以及修养状态是有关系的，孔子所说的“仁者寿”应是一种“常道”，不能因存在着“颜渊仁而夭死”这一“变数”而否定“常道”之存在。

名实论

名实思想在《中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考伪》《贵验》《谴交》《核辩》均涉及到了名实辩言问题。徐干认为，事物必须经过实践的验证才是可贵的。他主张不讲无益之言，像水火金石一样虽无言而人无不尽知其寒热坚刚之性。在《考伪》篇中他说：“夫名之系于实出，犹物之系于时也。物者春也吐华，夏也布叶，秋也凋零，冬也成实，斯无为而自成者也。若强为之，则伤其性矣，名亦如之，故伪名者皆欲伤之者也。人徒知名之为善，不知伪善者为不善也。”他主张以实为本，实立而名从之。他明确地指出“实名”与“伪名”的性质区别。以实为本之名属善，伪名者则属于恶。在如何对待名的问题上，他的这种求实的科学态度在今天仍有十分可贵的现实意义。

人才观

讨论人才评价标准和如何选人用人，也是《中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徐干提出了智慧重于德行的新观点。在徐干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非徒空行也，智也”。圣人是最能“尽聪明”而发挥聪明才智的人。圣人并非是空有德行，而是有智慧才能。圣人最看重有特殊智慧的人，他们能立功立事，有益于世，至于德行方面即使有些缺陷也不大紧要。相反，隐居独处的德行之士，虽有美行，但对社会却没有什么用处。在《智行》篇中，徐干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智慧能生财富民，能解救人民的苦难，最大限度地肯定了智慧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意义。

学习论

徐干非常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在《治学》篇中专门论述了学习的意义以及学习的方法。徐干认为，学习是君子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从而达到“身没而名不朽”的唯一途径。

刘劭，三国时魏国思想家。具体的生卒年不详，约生于汉灵帝建宁（87）年间，卒于魏正始（0）年间。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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