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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7章（第1页）

谷士生前为诤友，彤侯别后老诗魂。

塚中傲骨成枯骨，衣上啼痕杂酒痕。

（存为歙县江彤侯，殁为绩溪章谷士）

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

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

（存为广州曼上人，殁为同邑葛循叔）[72]

以上12人中，赵伯行和吴孟侠，已在前文吴樾案中说过；章行严（士钊）、何梅士、曼上人（苏曼殊）、孙少侯（孙毓筠），之前也有较多的叙述。汪仲伊大陈独秀42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由汪孟邹引荐，与陈结忘年交，1906年与陈合办徽州初级师范学堂，汪任总理，陈任监学。学堂因培养革命（造反）人才，不久停办。汪也随之谢世。郑赞丞与葛循叔，曾与陈共同发起安徽藏书楼学说的拒俄运动，成立岳王会，参加反袁斗争。章谷士是陈办《安徽俗话报》时“朝夕晤谈的好友”，而熊子政曾任此报正阳关发行代办。此诗简绘十二人物与陈独秀的深切缅怀，手法之简练，意境之高雅，一时舆论轰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见章士钊时，竟能背诵，一字不讹。[73]

陈独秀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诗作，是很珍爱的。据这一时期与他关系密切的程演生说：“仲甫有古诗近体诗一册，民四（即1915年——引者）我在上海向他借抄一副本，还录了好多首登入《丙辰》杂志文苑门内。后在北京，还看见他的手写本。”[74]

没有婚姻的爱情与诗书暂憩的生活

陈独秀这三年苦闷的生活中，也有慰藉和甘泉。这就是他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心爱的伴侣——高君曼。关于这三年陈独秀的行踪，学术界曾有不同的说法，主要分歧有三点：一、1909年陈独秀迎兄灵柩回安庆后，何时再到杭州？二、何时到杭州陆军小学任历史地理教员？三、何时何地开始与高君曼同居？笔者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获得了程演生写的《陈独秀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结合其他已刊资料，去芜存菁，可整理出一个比较真实的行踪如下。

据张湘炳访问陈独秀第三个儿子陈松年记录，陈说：伯父（陈孟吉）1909年在东北逝世后，“父亲伴伯父的尸骨灵柩回里，这次父亲在家住的时间较长，有二三个月，所以我在第二年九月（阳历十月）出生”。[75]这说明1909年陈独秀没有在安庆与高君曼同居。程演生说：宣统元年（1909）底（即阳历1910年1月、2月份），陈独秀曾与胡渊如一起到他家拜访，从此，二人结为好友。随后陈独秀即赴杭州。这说明，陈独秀的确是在1910年初到达杭州。然后就是王旡生说的在杭州“隐居”了约一年。在此期间，他与自己妻子的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由相爱而同居。姐夫与小姨子相爱，为当时的社会舆论所不容。特别在当时封建礼教十分严厉的氛围中，男女双方走出这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叛逆的思想和炽烈的爱情。这几年陈独秀多次去日本留学，又多次到杭州，在经济上主要靠嗣父陈昔凡的供给，而陈昔凡这时正在杭州与浙江巡抚曾子固合伙做东北的大豆生意。看来，他与高君曼相爱的事，陈昔凡起先不知晓，后来东窗事发。陈昔凡本来对这个“不忠不孝”的嗣子，又疼爱又害怕，爱的是他的才气，怕的是他的叛逆精神，早晚捅出事来，给家门带来不幸。现在出此种逆伦之事，坚决执行“家法”。陈独秀却不妥协，二人只得脱离父子关系。陈昔凡宣布他“不准进我家门”。自然，安庆老家特别是妻子高大众，得此消息，不啻是晴天霹雳，“反对最烈”。从此，陈独秀不仅产生“仇父情结”，一再对外宣布“我从小就没有父亲”，不愿继承陈昔凡的遗产，而且再也不敢面对妻子高大众。高大众从34岁起就落寂至终。

1930年冬，高大众离开了这个给她悲哀多于欢乐的世界。这个善良与认命的女人，非但没有怨恨背叛和伤害自己的丈夫和妹妹，反而还惦念着在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的共产党首领丈夫的安全。两年后，陈独秀入狱，从来探监的三儿子陈松年口中得知妻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时，他也深感歉疚，沉默半晌后对儿子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了一生，未享过一天福。我对不起她。我感谢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延年、乔年虽然牺牲，但他们死得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你母亲也算是英雄的母亲啊。”松年知道父母感情不和，感慨地说：“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还念着你……”从来不信鬼神的陈独秀却十分动情地说：“松年，你回去之后，替我买几刀纸钱，在你母亲坟前烧烧，聊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扫墓。”[76]

高君曼与高大众不一样，不仅才貌双全，而且读过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开放，每与姐夫陈独秀相谈，十分投契。于是两人渐渐坠入情网。对于她的行为，作为霍邱将军的父亲高登科坚决反对，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她也像陈独秀那样，被逐出家门。在旧社会，有多少男女因这样的私情不见容于社会和家庭而惨遭迫害，甚至殉情而死。好在陈独秀已是一个浪迹江湖的革命者，在各种生活条件下都有顽强的生命力。于是，陈独秀终于走出靠家庭供养的优裕的生活环境，摆脱“隐居”生活，彻底踏上了自谋生路的穷困而危险的职业革命家之路。以他当时的才识、影响、人际关系等种种条件，他很快就在杭州陆军小学谋上了一个历史地理教员的工作。陈独秀对地理有特殊的兴趣，他撰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实际上也是地理著作。然后不久，大概日本留学第一年，他就参照日本的世界地理书，编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1902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程演生证实说：他“编了一本商务地理，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约清末），我见过”。[77]商务印书馆老人回忆说：“早在清末光绪年间，陈独秀就和商务印书馆有了联系，他赴日本留学时编写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十分畅销，而一版再版。”[78]从此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社建立了一生的联系，直到逝世后出版他的遗著。原来，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张元济和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对陈独秀最早编的这本畅销书和他早年的革命活动、主编《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等十分敬重，曾于1918年赴北京大学拜访陈独秀，共商编辑与稿酬事项。1921年，陈独秀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书记时，还受商务印书馆之聘，担任馆外编辑。所以后来，他自己因忙于党务，无力撰述的情况下，在他的推荐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还聘瞿帮助编译百科全书，又出版了蔡和森、王若飞等人在国外所译的书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写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就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因为政治（“共匪首领”遭通缉）和技术上的原因（制版上遇到困难），未能出版。以后，陈独秀被捕入狱，写了大量的文字学著作，商务印书馆再不避嫌，其所办的著名的《东方杂志》，及时发表他的多篇论文；还把每期杂志及时从上海发往南京狱中的陈独秀。直到晚年，陈独秀流亡在四川乡下，还不断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书稿。陈逝世后，照顾他晚年生活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收集整理陈独秀的全部遗稿，又和陈的家属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签订了出版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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