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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某年某月某日，正是阳光明媚的日子。因为是初冬，雪已经全部消融完毕，云台山也对外开放了，开始接纳四方游客。四人乘座一辆银灰色的别克小矫车，欢欣鼓舞，一路而来。车子是老耿公司的车。大雪过后晴朗的天空格外蓝，轻风徐徐，红彤彤的阳光肆意地照耀着大地，毫不吝啬地把热量倾洒给地球。远远望去，太行山泛出金黄金黄的光，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美丽。虽然是冬天，但云台大道上仍然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外地车辆夹杂其间，络绎不绝。云台山像一位婷婷少女，笑逐颜开，喜迎八方游客。看着就到山下了，其实还有三十公里呢。“望山跑死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看着很近，其实还远着呢。不过驾车就不一样了，三十公里也就是说说话的功夫。

四个人在车上，话题仍不离昨天，兴趣一点也不减。车轱辘一转，话匣子就打开了。看着车外的风景，孔子深有感触地说，昨天听耿老师所谈人体和社会的对照关系，使我感受颇深。喜欢吃什么也不能多吃，不喜欢吃什么也不能不吃。人们都赞美君子，所以就崇尚君子，导致的结果却是伪君子一大堆；人们不喜欢小人，人人憎恶小人，但小人却满世界飞，社会照样出毛病呀。这好像是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

高文化接过话茬说，其实这属于阳极转阴的缘故。极力对君子的赞美，目的是想让人们都去做君子，但你想想那可能吗？人人都是君子了，没小人了社会还会发展吗？老子说过，“反者道之动。”也是这个道理。人可以不管这些，但道是要管的，你违背了道就得受道的惩罚，相当于把社会推向了负的一面。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两手都要抓，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法治，教育不是万能的，法治也治不了百病，两手结合起来才能使社会健康发展。注意，我不说长治久安，只说健康发展。为什么呢？长，总有个头；久，总有个结束，所以健康发展才是硬道理。几个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老耿开玩笑说，你快赶上做政府工作报告了。

笑过之后，高文化接着说，其实你们发现了没有，崇君子贬小人这也没有错，就好比老耿说的，喜欢吃什么没错，错就错在无节制地吃就错了，就把身体吃坏了。根本问题在哪儿呢？高文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见没人回答，接着就说，关键是树立了一个“圣人”的牌位，这是问题的根源。你们知道这股“崇君子贬小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之风来自哪里？就来自儒家思想。

孔子一听，坏了，这小子怎么又开始对儒家思想开炮了，真后悔自己提什么人体和社会的话题，真想跟他自报家门，让他别再说了，自己正反省呢？但急也没用，高文化不知情，他说的还正起劲。就听高文化继续说道，我对《周易》做了一个统计，在五千字的篇幅里，其中君子出现的次数是14次，小人出现的次数是10次，大人出现的次数是12次，天子出现的次数是1次，圣人出现的次数是0。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一是体现了“易为君子谋”的道理，因为大人和君子的次数加起来是小人的26倍。二是说明周文王时代社会已经在道德层面开始教化民众，道德已经是社会的一种约束力量，“以德治国”就来自周时代。那时不叫以德治国，那时称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也可以称之为是周时代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和法律指导思想，含有浓重的“君权神授”思想和“重德轻罚”管理观念。“君权神授”和“重德轻罚”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完美的组合，但是它的基础是“君权神授”思想，也就是说不能让人产生疑心。当人们不再相信“君权神授”时，“重德轻罚”的大厦就会崩塌瓦解，代之而起的就必须是以法治的基石打造起来的公德殿堂。周时代是不是就没有人怀疑“君权神授”思想呢？不是，后来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恰恰被后起的儒家思想一束再束，“君权神授”就像个病秧子，更像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被儒家思想这个“诸葛亮”扶持着，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可以想向我中华民族的那个可怜样，会让人多么痛心。

高文化说到这里，大家仍是一言不发，三个人各有各的心思，高文化才不管他呢，说就说个痛快。高文化也真猜不出三个人的心思是什么，他也不会去猜，如果是老耿肯定又要说半截留半截了。但高文化不会，当然可以理解成高文化还是年青吧。高文化继续他的理论阐述。

我这里把儒家思想和《周易》分开，现在你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被儒家思想推崇极至的“圣人”在《周易》里竟然没有出现过一次。《周易》里有君子和小人这些道德层面的内容，但是没有“圣人”的概念，说明周文王喜欢君子，厌恶小人，但没有把君子推崇到极致，也说明周文王好吃这道菜但并不贪吃。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老耿眼泪都笑出来了，说，绕了一个大圈又转到这儿了，你干脆直接说周文王赞美君子，但不推崇圣人不就行了？差点把我们绕迷糊了。说罢又是一阵笑。

高文化也笑着说，我的脑筋转的慢，只顾说，顾不上想，意思明白了我就不说了。说罢大家又笑。

孔子的脸一下子又红了，言外之意，看来圣人的出现是我孔子的错了？尽管后来的儒家思想和孔子思想有很大差距，但做为儒家思想的鼻祖，孔子也很难一下子从被动的思想状态里适应过来，这被称作受牵连，有时也可以叫做牵怒——不是自己的错，但与自己有关。咱们中国人统常都很难把这两种情况分开。追究责任时你逃脱不了干系，究竟你有多大的责任，得看领导一句话，这就是领导的权威。而当事人统常都无力反驳，或越反驳、越倒楣、越被动，或者根本就不给你辨论的机会。很多冤假错案就是这么不知不觉产生的。再遇上个无良的领导，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也就产生了诸如“替罪羊”的概念。如果有法可依的话就会好一些，当事人可以当庭辩论，但结果如何也不好说，得看环境，看有没有真正法治的环境。小可我又扯远了，不提题外话了，还说孔子。孔子多多少少有些护犊子的情节，但做为一代圣贤，受子孙后代无限敬仰，孔子本人也是很受用的，突然遇到这么多怀疑、拷问、甚至是责难，孔子心理怎么会好受呢？虽然以前也经常耳根发热，但那必竟不是面对面，而且是遇到社会大变革，大势所趋，何况人又不在跟前，不听也就罢了。现在不一样，是面对面，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躲都没处躲的，只能硬着头皮听了。更何况老耿和高文化都是晚了多少辈的人了，又不同于在山洞里听周公老祖宗的教训，可想而知孔子的处境有多难。但说到底，孔子到底是大家，心里虽不好受但服理。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但究竟“圣人”这个词汇的出现是谁的错，孔子也不甚清楚。所以孔子面子上虽然不是很好过，但内心仍能保持一份淡定，而且也很想弄清楚其中的原委。更更何况除了周公以外，老耿和高文化对他和周公的底细都一无所知。所以孔子想到这儿，心理就更加平静了，听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了。

老耿接话道，社会崇尚君子，就像人喜欢吃某种味道的食物，固然没有错，但把“圣人”绝对话就不对了。人吃药看病也只是扶正祛邪。“穷寇莫追”也是一样的道理，都不能走极端。那么“圣人”这个词最早出自哪里呢？

高文化说道，“圣人”一词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有，比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在《黄帝内经》里也有，比如：《素问卷一》有“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老子与孔子是同时期的人，《道德经》里有圣人的词语并不奇怪，那么《黄帝内经》里怎么也会有呢？我的主张是《黄帝内经》要么与《周易》同期，要么更早于《周易》，所以这一点现在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

老耿接话道，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帮你解决掉。

高文化高兴地说，是吗？那可太好了，洗耳恭听。

老耿会怎样解释有关圣人概念的冲突呢？请看下回。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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