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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供应链的救赎（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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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供应链的救赎

比跨国公司横行肆虐更坏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没有跨国公司横行肆虐。

——乌尔里希·贝克

谁在推动供应链的运转？

2013年1月，DNA检测结果显示，英国百货店中出售的牛肉汉堡和千层面中含有大量的马肉和猪肉成分。为了对食品供应链展开调查，来自捷克共和国宜家商场（这里的瑞典肉丸被曝出含有马肉）的监管层奔赴罗马尼亚的屠宰场。法国一项调查显示，从罗马尼亚公司出口的产品明确带有马肉标识，但一家隶属于英属维京群岛控股公司的塞浦路斯肉类贸易商却更改了产品标识，然后将这些肉卖到了欧盟。

2013年4月的一天，伦敦人正在工作日的上午匆忙购物。当父母们来到乐购（Tesco）和塞恩斯伯里（Sainsburys），准备买点爱他美奶粉时，却发现这种法国达能生产的最可信赖的婴儿配方奶粉脱销了。早在数月之前，中国的商人就开始大肆从批发商那里买入爱他美，然后以双倍的价格通过淘宝卖给中国的妈妈们。中国的妈妈一直对中国婴儿配方奶粉的低质量非常忧虑（在中国，至少已有十几个孩子因为吃了毒奶粉而死亡）。一时间，英国的药店和商场不得不对这种极受欢迎的配方奶粉实施限购措施。

2013年4月24日，在孟加拉达卡的萨瓦区（Savar），拉纳广场楼上的服装厂及宿舍的塌陷导致整栋建筑倾倒。截至一个月后搜救停止之时，死亡人数高达1127人。这是世界上最为严重的建筑倒塌事故。虽然在孟加拉的制造业中，豆腐渣工程、管理腐败、监管缺位以及反应迟钝等都是家常便饭，但因为这次悲剧的史无前例，以及这家工厂拥有Primark、H＆M和Zara等众多知名品牌客户的缘故，这次事故还是引起了媒体数周的狂轰滥炸。

2014年8月，在中国的麦当劳和肯德基等西方快餐连锁店被曝出使用过期多年的牛肉和鸡肉。这些肉来源于美国OSI集团在中国的子公司上海福喜食品公司，而OSI集团正是这些快餐连锁的全球最大供应商。此外，这些过期肉也通过了中国地方监管机构的检查。谁该为这样的过失负责？外国餐厅、当地肉类供应商还是中国监管者？

以上发生在2013——2014年的四个重要新闻事件，每件事都在食品安全、儿童健康、纺织工人权利以及企业品牌形象等方面蕴含着戏剧性意义。这些事件都显示了跨越洲际供应链的复杂、不透明以及管理不善等特性，也揭示出供应链已经从需要国界边境许可的业务演化成了无形穿越边界、预先被许可的连接。如果是供应链推动了世界的运转，那么又是谁在推动供应链呢？

大体来看，基础设施就像互联网，是对所有人开放的。相反，供应链则像内网，是合作者的网络。总体而言，与互联网相比，标准更容易在内网推行。

“全球互联经济”这种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吃的水果和蔬菜是从拉美舶来的，iPhone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而IT技术支持则肯定是在印度或者菲律宾提供的。虽然电子商务减少了传统销售商和中间商的数量，但许多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与分销却变得极为复杂，如今，要想在第一时间创造一件成品所需的业务处理量已比以前近乎翻倍。因此，随着我们对供应链担忧的增加，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也在加深。

追踪与管理供应链需要巨大的精力投入。一件衣服要经过六层供应商才能到达达卡的拉纳广场的服装厂——显然这在任何人的想象与控制能力之外。为了保证上万套校服以可持续方式生产，新加坡世界联合学院（K-12）的管理人员和学生代表会前往马来西亚内陆的工厂，以监督生产是否符合国际社会责任认证组织的规范。截至2014年，所有的校服都是在符合道德责任的服装厂中，以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回收品为原料制成的。

我们无法影响我们不能连接之物。保罗·米德勒（PaulMidler）在其供应链方面的著作中说，中国的企业在保持生产标准方面市场责任感有待提高，他们更关注降低成本。对比一下就能看清这一点：中国制造了有毒奶粉，而美国美泰公司则因为毛绒熊的眼珠可能掉下来造成儿童窒息而召回玩具。在供应链中，工厂经理的信任网络几乎无法向下级拓展，更无法达至广大的中国人民或者全球消费人口。遭受三聚氰胺毒害的是6000名中国孩子，而不是外国人。当中国本土商人将地沟油用于餐饮，许多中国人觉得美国快餐更安全、更健康也就不足为怪。也正是基于此，弗吉尼亚的玛氏公司在中国设立最大的食品安全中心。供应链越全球化，其标准也越会得到提升。

若企业没有与国际供应链建立连接，它们也不会与日益进步的供应链治理责任共进。在政府监管失灵时，只有国际供应链——尤其是富国、自由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公司——才会面临消费者压力。如果不是为西方零售商供货，孟加拉的服装厂以及所创造的岗位根本不会存在；而如果不是因为与知名服装品牌有关联，它的坍塌也根本不会引发西方消费者的关注。决定孟加拉国建设规范的不是散漫的当地政府，而是一个包括70家欧洲企业的财团。只有避免拉纳广场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这些公司才能保住自己的名声。同样，受母公司强力原则规范的特许经营业务也会更加负责可靠。麦当劳比任何一个监督它的政府都更有能力自我监督，也更有保护自己品牌的动力。同样，西非国家也很难做到和雀巢那样，为可可种植园中的童工提升工资或建设学校。

供应链一度被认为会导致恶性竞争，如今它却明显成为各国力争上游的必经之路。即便是中国和印度当初也需要对外资打开大门，吸引供应链，刺激改革，积累综合发展的资本。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和埃德蒙·菲尔普斯所言，外国公司支付更高的薪酬，带来新的技术，提高工人的技能和生产力。他们带来了活力，也充分利用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他们帮助各个国家，将涂鸦变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如此多的基础设施（例如公用事业和经济适用房）和市场都源自私营部门，一种资本和劳动力、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新动态也因此而生。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正走入一个忽略公共产品供给的私有化世界。相反，对于政府，这是一次利用新模式为落后者增进福利的机会。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显示，西方对政府的信任度呈现稳步下降趋势，而全世界范围内对商业的信任度在稳步上升。受访者都希望一种新治理模式的出现，即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的领袖都应该对人民更加负责，就业和福利创造更加高效。随着国家越来越依赖企业，公共和私人、客户和市民之间的区别也在消融。当国家公民身份不能带来多少益处时，供应链公民身份的意义则变得更为重大。

[1]TheUnitedNationshasbeenaheadofthecurveintermsofitsintellectualagen-dassuchas“humansecurity，”whichsoughttoputindividualsratherthanstatesatthecenterofconflictdiscourse，and“sustainableurbanization，”whichremainsthemostcogentresponsetorapidindustrializationandresourceconsumption.Butithaslittlepowertoimplementthesevisionsabsent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PPPs）alongthesupplychain.TherearemanyPPPs，butnodefinitivemodelthatresultsinself-sustainingprograms.However，aprehensiveDutchgovernmentsurveyofthepastdecadeofPPPsinthedevelopmentarenaconcludesthatwhiletheyaregrowinginnumber，PPPsareunlikelytosucceedwithoutthepermanentin-volvementofpublicagencies，asoundregulatoryframeworkaroundtherecoveryofcostsanddistributionofservices，andappropriatepartnerselectionbasedon-patibilityandmitment.“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inDevelopingCountries:ASystematicLiteratureReview”（MinistryofForeignAffairsoftheNetherlands，Apr.2013）.

引入供应链是摆脱停滞的最快方式。实际上，如今任何严肃的活动家或者非政府监督组织都不会反对让国家搭上全球化的列车。行为准则和认证计划有助于对工厂生产、木材砍伐以及钻石开采等进行监督，但是无法替代外国投资，无法驾驭资源，不能第一时间为劳动力提供就业。即使是在存在劳工虐待的市场，企业社会责任和人权观察等组织也不会简单主张抵制，而是会挽起袖子直接和企业合作，通过培训项目和更安全的生产技术来提升工作标准。供应链本身并不是一个正义制度，但如今已变成了改进权利的关键载体。

因此，供应链已成为一种归属的“环路”。许多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将他们的供应商视为自己的扩展，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从仅对股东负责扩展为同时对地方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同时，员工与公司总部以及投资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遍布世界的投资人对他们生计的贡献经常比政府还要大。在没有这种演进的领域，比如采矿和制造公司等，工人则通过罢工来大肆打击公司的财务业绩。他们希望以此来教训这些公司，要重视供应链，重视每一个人，因为这是一项有好处的长期投资。供应链相互依存度越增加，真正的企业公民意识就会越觉醒。

公司权力日益增长的悖论在于，随着自主性的增强，他们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也同时在深化。供应链管理业已成为一个董事会层面的问题，但扩展供应链的范围却被视作具有颠覆性机会。为了到达“金字塔底层”的数十亿民众，利丰等物流运营商以及联合利华等大型零售集团都改进了商业模式和交付机制。它们就是那种运用创新的包装、配送以及销售模式，把卫生用品、水泥、蚊帐以及保健品最快送到顾客手中的社会企业的典型代表。如果说现在手机用户比过去牙刷用户都多，那很显然供应链可以将基本必需品送至每一个人的手中。

超越法律？

能源及商品采掘公司或许是供应链帝国中最为永久的存在。当一个国家急切需要外资时，可以把整个城市都交给外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末，罗马尼亚政府想把欧洲最大金银矿罗西亚蒙坦（Ro?iaMontan）出售给加拿大的加布里埃尔资源公司，但却遭到公众的反对，因为合同条款规定加布里埃尔资源将获得75%的矿山所有权，与此同时，使用氰化物提炼黄金的做法也引发不满，最终罗马尼亚议会没有批准这个项目，但给了加布里埃尔“运营权”。如今该国正在考虑应如何从该公司的运营权授予中获取回报。虽然加布里埃尔以罗马尼亚违反合约为由，要求该国赔偿40亿美元，但是罗马尼亚人却表示，除非他们能得到一份更有利于环境、更具尊严的合约，否则将对抗到底。在2014年还有一个相似事件，智利最高法院对巴里克黄金开出罚单并且冻结了该企业在帕斯瓜拉玛矿场的业务，理由是该公司的业务会污染附近的冰川。要想和采掘行业这些财大气粗的游说高手过招，主权有时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筹码。

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曾经搞过一场没收外国能源及公用事业资产的运动，尤以西班牙首当其冲。为了确保合理供水价格（以刚兴起的“水权”为名），阿根廷给供水设置了最高限价，这不啻是对供水巨头苏伊士的一次宣战。不过，拉美政府也认识到把投资者吓跑是一种代价不菲的胜利，尤其是当能源价格下滑之时。当年，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宣称雪佛龙是“国家的敌人”，理由是该公司在1964——1990年间持续污染亚马孙雨林。而如今，阿根廷却在拼命拉拢雪佛龙到他们的巴卡穆埃尔塔（VacaMuerta）页岩地层采气，甚至还承诺清理各种不透明的投资法律。在制定了清晰的所得税、使用费以及特许权法律之后，秘鲁成了资源投资界的新宠。

不少西方大型跨国企业都严重依赖不稳定地区，反之亦如是。自1926年起，凡士通就在利比里亚经营世界上最大的橡胶种植园，与此同时这个种植园也是该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所在地。虽然凡士通也牵涉违法使用童工以及在该国内战期间向查尔斯·泰勒的凶残叛乱政权提供金钱，但这家公司在这里雇用了几代的家庭，并且在事实上管理着整个城市。2014年，为了保护10万人避免感染埃博拉病毒，该公司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医疗设施。

自1937年以来，尼日利亚的多数油气田生产项目都是壳牌公司所开发，同时为该公司贡献了14的全球储备。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其预算实际上依赖于壳牌的石油开采，但该国民众仍期望壳牌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和政府提供的一样多。该国腐败程度之荒谬，令人从来分不清谁在负责或者谁在剥削谁。尽管如此，西非能否稳定，以及无数投资基金期望尼日利亚成为非洲经济重地的规划能否成真，仍都是难以预料之事。

毫无疑问，即便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没有在供应链之中，情况也不会更好。当然，如果它们能通过政策创新得到更好的供应链治理，事情则可能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诸如采掘业透明度计划（EITI）等政策创新可以创建收入管理框架，并尽力向上游追溯。这些创新直接和政府、跨国公司、国际贷款机构以及民间组织等合作，共同追踪生产和利润情况，与此同时，这些创新也会将支出导向基建和社会产品生产。世界上最为年轻也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东帝汶拥有大约1000亿美元的海上天然气资源，如果它想要迅速成为下一个文莱，显然需要采掘业透明度计划。

虽然采掘业透明度计划仍旧是可选项，但新的欧洲公司透明度法规和美国最近的立法已要求企业必须将冲突矿产（con?ictminerals）移出他们的供应链。这不但迫使企业需要深入评估和修改它们对黄金、锡、钴、钨和其他矿物的采购行为，也让数以万计的刚果矿工失去了原本微薄的收入。被一条供应链抛弃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转向另外一条：那些通过跨境矿产走私筹集叛乱资金的激进组织。

飞利浦等荷兰公司并未因母国公共法律的禁止远离这些自然资源，相反，它们率先在刚果设立了本土企业开采无冲突矿产。这样的努力得到了诸如荷兰手机厂商Fairphone等社会企业的支持。Fairphone正在与当地人合作，不但制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手机，提供服务方案，最后还会回收这些设备——可谓紧紧抓住了整个产业链。与其被吓跑，不如当场改造清理，产业链如此才最显价值。

转移还是不转移？

供需世界也会把残酷的影响施加于政府最为珍视的自然与人力资源。在中国及印度，为了给大坝和水库的修建让路，许多社区被连根清除，居民被重新安置，他们祖先的土地则没入水底。博茨瓦纳喀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过去一直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随着在他们的传统牧场地下发现了丰富的钻石矿产，一切都改变了。尽管有如此可耻的驱逐，自愿加入供应链的人口还是远远多于因供应链而被强制驱离的人数。仅在蒙古就至少有10万所谓的忍者淘金矿工，为了满足中国的黄金需求，他们在各个非法矿厂没日没夜地工作，薪水却低得可怜。虽然全世界的气候难民也被认为是拜供应链过剩所赐，但实际上与全部人类相比，转移向城市、工业城镇、经济特区以及其他节点寻找工作并服务于全球供应链的人数仍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然而，供应链世界的最大讽刺之处在于，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奔向代表着就业和福利的全球网络，这些网络本身却可能因为全球市场和公司业务重点的变换而消失。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的一些矿业城镇，在出口激增时曾一夜暴富，然而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这些城镇却在以同样快的速度迈向破产边缘，独剩下当地居民，找不到任何替代生计。

虽然经常被视为不道德或违法，但对于寻求就业者而言，满足某些地方的某些需求通常只是唯一选择。人口贩子会对低收入或失业的服装及手工业女工下手，把她们从东欧或者亚洲绑架到日本和沙特阿拉伯。这些人是肮脏的唯利是图的中间商，但他们只是链条而非市场。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为女性提供能抵御剥削的其他机会。举个例子，在越南，由于中国制造商的高效率，女性已无法在制作竹屋顶这一行找到工作，不过她们现在找到了新工作：为古驰（Gucci）制作竹制装饰品。旧的供应链淘汰了她们，但是新的供应链又拯救了她们。

如今世界上仍存有约4000万债役劳工（bondedlaborer），其中超过半数集中在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中国四个国家。人贩子将非洲人、南亚人或者菲律宾人诱骗或者绑架，然后将他们偷渡到遥远的国度（包括进入美国的5万人），而只有供应链的直接管理才能阻止这种行径或者令劳工的工作合法化。比如，加利福尼亚州要求雇主提供工人的来源证明。“安全流动”项目会在每一步都与招聘者及雇主接洽，以保证工人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样他们就既不会困在本土受穷，也不会在境外签卖身契。这些同全球非法奴役劳工市场的对抗措施打击了从市场效率出发的各种低级诱惑。

有时候中间商也可以被转化。亚洲对象牙需求的激增已将刚果的非洲大象消灭殆尽。“圣主抵抗军”偷猎刚果东部的数十头大象，以换得资金支持对抗乌干达政府的游击战。在这些地方，政府连人都不保护，更遑论动物。只有外部资助项目，比如奥扎拉国家公园的偷猎者转保护者（PoacherstoProtectors）计划，才能够迫使捕猎者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产业。在索马里，大队的军舰和私人舰队阻止不了海盗对油轮和货轮的攻击，但是基本的渔船则可以让索马里渔民回到更合法的经济体系中。

把更好的供应链带给民众，是能让民众免遭恶性供应链剥削的唯一方法。

专栏：超越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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