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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拉力优于推力（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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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力优于推力

就地质运动而言，太平洋板块有点儿像一名短跑选手。每年，太平洋板块都会向西北方向移动3.5英寸。距日本海岸线约100英里的这一巨大海洋板块冲撞上了移动速度远比它慢的鄂霍茨克板块，并冲入该板块之下，这个过程在地质学上叫作“俯冲”。“俯冲”给这一地带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矛盾。太平洋板块并未平稳滑入地球地幔中，相反，位于上方的鄂霍茨克板块卡住了位于下方的太平洋板块，由于后者的力量更大，前者受力弯曲。最终，就像音乐盒里的钢齿轮一样，每过1000年，鄂霍茨克板块又反弹回原位。

2011年3月11日下午临近3点时就发生了这样的地质运动，并由此爆发了强度达里氏9.0级的地震。地震如此强烈，以至地轴都移动了，导致日本向美国移动了近8英尺。成千上万栋建筑和高速公路尽数被毁，一座大坝也因此倒塌，但最糟糕的还在后面。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距离地震震中仅110英里。核电站的工程师在30秒内感受到了最初的地震波，“我突然听到隆隆声，像是地球发出的猛烈咆哮”。核电站的一位总经理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地震非常强烈。此次地震不仅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非常长”。通常意义上的大地震持续时间不过40秒左右，但日本这次全国皆知的“311大地震”持续时间长达6分钟。

和震区附近大多数建筑一样，最初的强震之后，核电站已经断电。一组柴油发电机自动开始运行，但这也意味着，当时的福岛已经失去了安全保障。最初的地震过后，稻垣（Inagaki）和其他工作人员立即关闭了反应堆，但燃料铀仍会持续数天高温。冷却水泵需要靠电力运作，它能使冷水持续流经燃料棒。一旦冷却水泵停止运转，水便会立刻沸腾，然后会以惊人的速度导致堆芯熔毁。

下午3点，距第一次大地震已过去15分钟，发生堆芯熔毁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在这样一个已经习惯了因板块构造引发强烈地质运动的国家，福岛的建筑设计均考虑到了抵御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的因素。福岛核电厂的6个反应堆均高于海平面30英尺，前面还设有33英尺高的防波堤。下午3点零2分，日本政府海啸警报中心预测将有逾10英尺的大浪袭击该区域。

下午3点25分，海啸飞行观察员报告第一波大浪正在靠近福岛。共有7波大浪冲向福岛，第一波猛地冲向防波堤，650名工作人员发疯似的冲上核电厂后面的小山。有些浪高甚至是防波堤高度的两倍，有两名工作人员在短短几分钟内便被海浪吞噬。海水淹没了涡轮机、发电机和6个反应堆中4个反应堆的所有接线，稻垣和其他队员置身完全的黑暗中。第一次地震后，本来持续不断的警报声也消失了，控制室里一片寂静。没有电，燃料棒无法冷却，堆芯熔毁已不可避免。

东京电力公司（TEPCO，简称东电）一直以来都坚信海啸浪高绝不可能超过20英尺。福岛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这样的预测和计划遭受惨重损失的地区。本州（日本主岛）东北海岸都对这样的预测信以为真，还将其写入应急演习、避难所和物理阻隔的计划中。日本绝大多数防波堤、防洪堤和其他海啸防护设施都是在1960年智利瓦尔迪维亚大地震（这是地震观测史上记录的最大规模地震，矩震级为9.5级）后开始建造的。瓦尔迪维亚地震引发的海啸在22小时内横扫了太平洋海域，袭击了日本。据报道，当时的海浪高达14英尺，死亡人数超过150人。

这些预防措施遵循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工业时代逻辑。地震引发如此强烈的海啸实属罕见，我们有可能为所谓的“黑天鹅事件”（指事件非常罕见，误使人们认为他们的家人永远不会罹患绝症，市场会永远欣欣向荣，政权永远不会被颠覆）制订计划吗？事实上，如果你转变观察视角就会发现，日本为应对海啸所做的准备将他们的观念局限在了近代历史上。过去400年间，这一地区从来没有遭遇过震级大于8.5级的地震。2010年日本地震频发地图中，甚至都没有突出标注该区域。

然而，一名地质学家从公用事业管理角度出发提出了一套不同的参考标准。2009年，日本活动断层和地震中心主任冈村幸信（YukinobuOkamura）曾告诉东电，福岛沿岸的俯冲带正是869年贞观大地震的发生地，贞观大地震是一次灾难性的地质构造事件。从日本皇室官方记载来看，科学家在附近地区采集核心样本时发现，贞观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浪高远高于东电的预测，而且这样的大地震每500——800年就会发生一次。冈村告诉东电，由于贞观大地震已过去1100多年，福岛附近的海岸线早就该遭遇大海啸了。

官员们无视这种警告。海啸发生后的几周内，稻垣和他的团队在核电站现场付出了巨大努力。尽管如此，到3月12日，还是有3个机组发生了堆芯熔毁，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空气和海洋，造成了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至于到底有多少放射性物质泄漏，不得而知。余震来袭时，日本政府紧急撤离了核电站周围20公里内的13.4万名民众。然而，美国政府则要求这种情况下国民应撤离到核电站80公里以外。日本政府已尽其所能，但似乎已对局势失去控制。接下来的几天，日本政府也没能告知大众确切的辐射水平，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没人能在一开始准确测量辐射水平。

但就像东电没能就科学家们认为迟早要来的地震做好预防工作一样，政府如果仅凭自己的经验和想法处理危机，恐怕也将以失败告终。和很多互联网之前时代的机构一样，日本核安全委员会采取指挥与控制的管理方式。前线的信息，如来自福岛核电厂的信息必须自下而上经过多个管理层才能抵达上级，上级的决定也将遵循一样的路径返回前线。

福岛事件的管理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决策方式的案例研究。采取指挥与控制方式的结果就是决策制定者将资源（测量方面的经验和放射物污染方面的分析）“推”到他们认为最有用的地方。即使在最好的时机，指挥与控制的管理方式也存在效率低下的弊端，这样的管理方式在核危机关头更会导致致命的后果。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这是我们能想出的最好的方式。然而，在网络时代，情况并非如此。人力资源的最佳利用方式是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将其“拉”进一个项目。时机是关键，“涌现”战略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解决问题，而“拉力”战略则是在最需要的紧急关头投入最需要的人力物力，此战略进一步优化了“涌现”战略。这对于东电的高管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拉力”战略需要透明度和进出机构的双向信息流，而东电的公司文化则强调高度的封闭性。一个由世界各地公民组成的关怀组织将就“拉力”的力量给他们上一堂示范课。

〇〇〇

地震来袭时，伊藤穰一正在波士顿一家酒店的床上努力克服时差进入梦乡。他白天全天都在面试媒体实验室主任一职。伊藤穰一没有学士学位，他有机会面试这个有威望的学术机构的主任一职确实不同寻常。当然，这一定是其自身能力让他获得了这次机会。

2000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离开后，麻省理工学院临时任命沃尔特·本德（WalterBender）为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在任时，本德任职于建筑机械组。本德与尼葛洛庞帝有着同样的理念，在他的管理下，实验室稳步发展。2006年，本德离任，麻省理工学院聘请了企业家弗兰克·莫斯（FrankMoss）管理实验室，莫斯既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自此，实验室进入了一个较为尴尬的转型期。20周年之际，实验室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依靠创始人和全体教师卓越智慧的革新机构了。莫斯在管理复杂、富有野心的企业方面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并获得了成功，但在管理媒体实验室方面，他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挑战。

记者们感到，互联网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创新大潮使得实验室陷入了困境。没有尼葛洛庞帝的带领和真知灼见，实验室一味迎合赞助商的兴趣喜好推进研究，就像经营企业一样去经营实验室，莫斯没能像过去的管理者一样点燃媒体实验室的热情，没能鼓舞全体教师、投资人以及大众。到2011年，实验室已丧失了曾一度带给它声望的核心和优势。当莫斯决定在任期结束后离开实验室时，全体教师和工作人员决定聘请一位新的管理者，回归其创办初衷，在竞争年代带领它继续前进。

遴选委员会在和伊藤穰一进行初步谈话，了解其对该职位的兴趣后，考虑到他缺乏学术资质和背景，建议他放弃申请该职位。然而，遴选委员会看了一长列面试者名单后，请出尼葛洛庞帝，请他询问伊藤穰一对该职位是否还有兴趣。一连串电话沟通后，伊藤穰一在几天后登上了前往波士顿的航班。

凌晨2点左右，伊藤穰一因为时差无法入睡，于是打开了笔记本电脑。那天他非常疲惫，连续9场面试，面试官均是美国顶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设计师。他头脑发昏、异常紧张却又高度清醒。一打开邮箱他便发现，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邮箱里充斥着关于地震和海啸的邮件，看起来异常焦急。最让他困惑的是核电站爆炸。伊藤穰一打开电视，很快了解了此次地震灾难的规模。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伊藤穰一处于一片混乱中。日本大部分地区的互联网似乎还在正常运行，但手机服务已经中断。伊藤穰一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联系他的妻子。所幸，他家住在东京郊外，那片地区受地震和海啸的波及较小，只有极少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然而，伊藤穰一的其他家庭成员则生活在离福岛核电厂不远的沿海地区。

当晚狂风呼啸，次日清晨大雨滂沱，伊藤穰一还是没能联系上他的妻子，而媒体实验室还有13场面试在等着他。面试的闲暇时刻，他试图通过邮件、在线聊天和Skype网络电话联系朋友和家人。所幸，那天结束时，两件大事让他放下心来：一是他的所有亲人都安然无恙；二是此趟波士顿之行很顺利。他当时是实验室主任的主要候选人。然而，他并没有太多时间思考自己的职业前景。

所有身处异乡有幸避开了这场大地震的日本人，都怀有一种幸存者的内疚感。伊藤穰一那些经常满世界飞的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如果回日本是否能提供更多帮助，日本现在余震不断且交通中断，一团混乱，无论他们身在何地，能否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伊藤穰一的朋友们非常聪明，大家立马将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辐射物到底泄漏了多少，这些辐射物会影响哪些地区。东电和日本政府还在继续按他们过时的“剧本”（最终将自食其果）行事，没有向公众公开任何信息。伊藤穰一和他的朋友们开始着手筹备他们自己的计划。

几天内，在线聊天平台的那些志愿者和顾问组成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最终成为Safecast的核心成员。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购买尽可能多的盖革计数器（Geigercounter）。丹·西泽（DanSythe）的国际医疗公司生产该类仪器，他为Safecast提供了一些。彼得·弗兰肯（PieterFranken）是Monex证券公司的执行理事，他想多买一些盖革计数器，伊藤穰一和肖恩·邦纳（SeanBonner）也有此想法。肖恩是洛杉矶一名企业家，他曾与伊藤穰一一起共同促成与东京数字车库（DigitalGarage）的会谈。海啸发生24小时后，盖革计数器销售一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的美国人担心放射物会扩散至美国西海岸。

如果想要获得足够的盖革计数器，以便准确读取受影响区域的辐射水平，只能自己制造。邦纳协助联系了东京创客空间（TokyoHackerSpace）和克里斯·王（ChrisWang），克里斯以“秋叶原”的名字为人所熟知，她是日本应庆大学网络研究实验室研究员，同时也是怪人实验室（Freaklabs）的创始人。伊藤穰一的老朋友安德鲁·黄（AndrewHuang，昵称邦尼）也加入了该团队。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一名硬件专家，也是中国硬件行业的敏锐见证者，侵入Xbox让他名声大噪，他还创立了一个公共资源网络硬件应用Chumby，协助全球网民自己设计硬件、固件和软件。

团队成员于2011年4月中旬到达福岛，一周后便开始测量放射物。他们很快意识到，从街道的这一侧到另一侧，计数器上的读数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但大范围区域内的读数平均下来便可得到有效数据。大约6个月后，该团队得知疏散的民众被送到的地方比他们撤离的地方污染更为严重。政府的数据大多由直升机采集，但似乎志愿者采集到的数据更为准确。

团队已经开始着手搜集信息，他们需要用某种方式向大众传达这些信息。阿龙·胡斯拉奇（AaronHuslage）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工程师，他把伊藤穰一介绍给了马尔切利诺·阿尔瓦雷斯（MarcelinoAlvarez），马尔切利诺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有一家网络和手机公司，该公司已建成一个汇总辐射物数据的地图网站。莲花便签（LotusNotes）的创始人、微软前首席软件设计师雷·奥齐（RayOzzie）自愿利用专业知识协助团队进行数据分析。他反复斟酌Safecast这个名字以及该项目的统一资源定位器（URL）。此外，奥齐还建议将盖革计数器与汽车绑定，和手动采集数据相比，这样更快速有效。邦纳、弗兰肯和东京创客空间组织的团队开始着手设计、制作一种新型盖革计数器“bGeigie”，这种盖革计数器有便当盒般大小，内置GPS接收器。

所有关键人物都已到位。Kickstarter网站赞助了近3.7万美元，里德·霍夫曼（ReidHoffman）、数字车库、“约翰·S.和詹姆斯·L.奈特基金会”（JohnS.andJamesL.Knight）也提供了资金援助，Safecast就这样开始部署盖革计数器的工作，并开始从日本的“公民科学家”手中搜集数据。截至2016年3月，该项目共搜集了超过5000万个数据点，用户可在知识共享（CreativeCommonsCCo）公共领域平台上获取所有数据，该团队将所有数据与大众分享。这个数据库不仅帮助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了解福岛放射物的扩散情况，还可帮助他们了解不同区域正常的辐射水平。倘若此类核事故再次发生，这些信息将给科学家和大众提供切实有效的参考。

〇〇〇

Safecast为更有效地组织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指明了方向。“拉力”战略是通过网络将需要的资源吸引过来，而不是将材料和信息集中存储起来。对公司的总经理来说，“拉力”战略意味着减少成本，增强应对多变环境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是，这能鼓励他重新思考以前所做的工作，以促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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