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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李龟年在开元、天宝年间为梨园乐师，与其兄弟彭年、鹤年三人在当时都享有盛名，深得玄宗宠爱。“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天下”（郑处晦《明皇杂录》）。可见他当初声势的煊赫。“一从鼙鼓起渔阳，宫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洪升《长生殿?弹词》）。玄宗入蜀后，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为人歌数阕，曾在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歌毕，满座莫不惨然涕下。

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在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碰见同样流落到此的李龟年，写了这首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岐王李范为睿宗第四子，玄宗弟弟。据史载，他“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旧唐书?睿宗诸子传》），崔九即殿中监崔涤，甚得玄宗宠爱。据《旧唐书》本传，他“出入禁中，与诸王侍宴，不让席而坐，或在宁王之上”。二人均在开元十四年（726）去世。北宋黄鹤认为：“开元十四年，公止十五岁，其时未有梨园弟子。公见李龟年，必在天宝十载后，诗云岐王，当指嗣岐王珍。”（《杜诗详注》引）南宋江季共也提出相似的看法，认为杜甫当时还小，不可能在“岐王宅里”、“崔九堂前”，听李龟年歌唱，怀疑这首诗“非甫所作”（姚宽《西溪丛语》引）。仇兆鳌根据黄鹤的说法，认为诗中所说的“崔九堂前”也只是指崔氏旧堂罢了，岐王、崔九死时，还没有梨园，因此，李龟年不可能和他们有来往。对此，浦起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尝考《明皇杂录》，梨园弟子之设，在天宝中。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者，是则龟年等乃曲师，非弟子也。曲师之得幸，岂在既开梨园后哉！明皇特举旧供奉，为宜春助教耳。则开元以前，李何必不在京师？又公《壮游》诗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开元十三四年间，正公十四五时，恰是年少游京之始，于‘岐王’、‘崔堂’，更复暗合。世有细心读书人，请无信后人之臆解，疑作者之原文也。”（《读杜心解》）浦起龙这段话，也存在不少问题。（《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开元二年正月载：“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据此，至开元十四年，梨园已创办十多年了。浦起龙说它建于天宝中，是沿袭了前人的错误。至于用杜甫《壮游》中的诗句，作为其出游“岐王宅”、“崔九堂”的依据，也缺乏说服力。其实，“寻常见”、“几度闻”，只是说李龟年当初经常在李范、崔涤这些王公大臣的住宅内演唱而已，未必一定与诗人本身有关。

清代方东树说：“古今兴亡成败，盛衰感慨，悲凉抑郁，穷通哀乐，杜公最多。”（《昭昧詹言》）这首诗和《丹青行》、《剑器行》所表现的都是这同一主题。晋室南渡，“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座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涕。”（《世说新语?言语》）诗末两句，即从中化出。李龟年为一代乐师，当初声动长安，如今以劫后残生沦落江南，荣枯顿殊，握手黯然。回想当初歌舞升平之况，更增国破家散之恨，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心中怅恨，真不知从何说起。此诗仅短短四句，但今昔之感，盛衰之悲，世事的变迁，人情的聚散，年华的迟暮，已尽在言表，见风韵于行间，寓感喟于字里，包孕着一种深沉的哀思，蕴藏着无数辛酸的眼泪。在表现手法上，此诗也颇有特色。它虽不像《剑器行》、《丹青行》那样淋漓顿挫，豪宕感激，但低回吟咏，余味深长，“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唐宋诗醇》）。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歌》，写相同情事，化费不少笔墨，但还没有杜甫这首小诗那么巨大的动人力量。

儒冠多误身

儒冠多误身

唐太宗以盖世之才，率精悍之师，南征北战，打下江山。但他深知能在马上得天下，不可在马上治天下，即位不久，就设立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给以优厚待遇，在空闲之时，一起研究学问，商议国事。贞观二年（628），下令将各地读书人大批送到京城，在朝廷任职。同时增建学舍，广收学生，多次亲往国学听讲。当时文教繁荣，盛况空前，对促成贞观之治，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武则天矜尚权变，任用酷吏，当政期间，学校隳废，世风沦丧，但她对真有才华、有学问的文士，还比较尊重，而且由于太宗遗风尚在，当时朝中群臣，仍以读书人居多。

杜甫自称是西晋大将、经学家杜预的十三世子孙。他的童年，正逢唐开元盛世，当时玄宗即位不久，任用文儒，讲学宫中，励精图治，颇有太宗之风。因此，诗人自小就以儒自命，希望通过“学而优则仕”之路，能有所作为。他曾向玄宗自陈世德：“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在祭杜预时，又表示：“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但当诗人“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之时，玄宗已经失去了早先的英武气概，罢黜张九龄等直节之臣，以老奸巨猾的李林甫、轻薄无行的杨国忠为相；治国的雄心，经不起女色的诱惑，已经销磨殆尽；对学问的兴趣，也完全被轻歌曼舞、斗鸡观马所取代。当时达官贵戚、公子哥儿侵吞民财，穷奢极欲；就是玄宗宠爱的乐工歌伎，也一曲千金，声价显赫；甚至连不足挂齿的斗鸡小儿，居然都锦衣玉食，门户生辉。惟有像杜甫这样空怀学问、没有靠山的文人学士，处境极其艰难。“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尽管诗书满腹，依然饥肠辘辘。这种本末颠倒的社会现象，迫使诗人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声：“德尊一代常坎轲，名垂万古知何用。”“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皆尘埃。”（《醉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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