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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原文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译文

医生治疗瘦弱的痈疮病人时，如果病情严重，也必定剜除他身上腐肉，以便长出新肉来。现在军中品行恶劣、身体太弱的士兵，也应该予以淘汰，就好比剜去人身上烂肉一样。再严加训练，以生成新的、强劲的战斗力。如果不按照上述两种办法整顿军队，则武备的废弛，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停止。立法并非难事，难在依法办事。每制定一项法令，都要实实在在地施行它，并持之以恒，长久坚持下去。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译文

执法者要以谨慎精确的态度，行使我们军威权威的职事，务求达到让犯法而死的人没怨恨，活着的人可从中得到警戒。然后，内心才能获得安宁。我们对待下属的办法，有两方面应该宽，有两方面应该严。应宽的，一是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资财充裕的时候，就将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困窘迫时，则也要解囊分用，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劳。遇到打胜仗，将功劳全归之于别人；遇有保举的事，就用最上的奖项笼络他。应严的，一是礼节文信要疏远淡泊，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感情不要密切。二是要剖析讲明是非对错，凡是他部下将士与官姓争斗诉讼的，又恰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又有来诉说告状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假借包容，请他严加惩治。应放宽的是利名，应严格的是礼仪。四方面都顾及全了，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曾氏体悟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适逢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时代。要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国安民，制夷图强，就必须崇奉礼仪，注重法制。

曾国藩的法律思想中既保留了封建的正统法律思想，又有一些洋务派的主张。

曾国藩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认为治国以纲常礼义为先。因为纲常礼义是&ldo;性&rdo;与&ldo;命&rdo;，即所谓&ldo;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rdo;。无论是&ldo;三纲&rdo;还是&ldo;五伦&rdo;，都是一种天性天命的礼，谁也不能违背。

曾国藩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ldo;一秉于礼&rdo;。自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礼之所以能治国治天下，曾国藩认为礼体现为仁与义，仁、义能使人&ldo;心纯&rdo;，&ldo;心纯&rdo;则贤才辅佐，而贤才辅佐则&ldo;天下治&rdo;。&ldo;天下治&rdo;是由于仁、义能&ldo;化万民&rdo;。

同时指出，如以仁、义治天下，必然会出现&ldo;仁政&rdo;，并将&ldo;仁政&rdo;视为治理国家的规矩和准绳。

礼和仁义的集中表现是纲常伦理。曾国藩认为，&ldo;三纲之道&rdo;是&ldo;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rdo;的天经地义，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不可倒置。为了维护纲常伦理、实行仁政、修身齐家、泽民和物，首先是礼而不是法，即所谓&ldo;治国以礼为本，不当以赏罚为先&rdo;。

曾国藩虽主张&ldo;治国以礼为本&rdo;，强调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ldo;以礼自治&rdo;和&ldo;以礼治人&rdo;，把礼看作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为此，他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ldo;圣人之法天，以政养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性，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rdo;。他甚至将唐虞以后的五刑称为&ldo;不易之典&rdo;。

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ldo;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rdo;。为此，他提出了以下重要意见和措施：

第一，重视执法人员的品格才能。

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ldo;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rdo;的良好的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认为，如果执法者&ldo;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rdo;。曾氏重视在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法执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他强调指出：&ldo;任法不如任人。&rdo;只有&ldo;公明&rdo;、&ldo;便民&rdo;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使生不恨、死不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

曾国藩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论证说明了有法必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举例说：诸葛亮治蜀，有人言其惜赦。亮就回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西汉匡衡、东汉吴汉都不愿为赦。先帝刘备也言，他与陈元方、郑康成为友，每遇见，经常谈起如何治天下，但从来没有说起赦免之事。而若刘景升、季玉父子，每年下赦令，实无作用。所以，当时的蜀人称亮为贤相。

曾国藩自己对赦免也很有感触。他曾这样说：&ldo;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rdo;曾国藩观点鲜明，意见明确，力主不能随意赦免，否则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军，也治不好家。

与赦免相关的赎罚，曾国藩也主张严禁。他指出：关于词讼罚捐，过去愚民犯禁，有司念其无知，而思曲全。又地方刚好要用工。便定罚银若干，就赦而不议。

因此，他明确要求各地方官吏，&ldo;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rdo;

第三，反对冤狱累讼，严禁私自关押。

曾国藩十分痛恨冤狱累讼。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在其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等案件，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但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和密云防御阿祥二案，是&ldo;原告得实，水落石出&rdo;。其他各案，大抵是原告反得虚诬之罪；而被告脱然无事，逍遥法外。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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