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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尾声2（第1页）

这个时期的立宪派，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汤寿潜等。进步党在民国初年，是一支足以与他们相抗衡、一度被寄予造就的厚望的势力。与民国初年的他们一样，进步党的构成也相当芜杂，是多个党团的联合体，1912、1913年间不断地在经历着离合与重组。但总体上，进步党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是一支足以与他们相抗衡、一度被寄予造就的厚望势力。

根据立宪派人的这一性格，该派在当时虽然多数情况下拥袁，但又与袁派有根本区别，从本质上看可归为中间势力。此外，立宪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军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譬如梁启超的学生蔡将军就掌控着云城的军队。立宪派的诞生起源于晚清末年，在维新运动失败后，西太后不得不开始“预备立宪”。立宪派也应运而生。

近百年来，立宪派在主流舆论中口碑不佳。主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一贯温和妥协，反对革命、主张改良。被视为软骨头或软体动物。更因为立宪派和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称为旧的、保守力量。因为，革命党人一直以新社会、新生力量自居，似乎来到这个世上和旧社会、旧思想、旧传统绝无任何瓜葛。可是历史就是历史，辛亥革命的历史，绝不单是以孙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历史，它不以任何人的感情和意志随意改变，立宪派的历史作用是无法抹杀的。

在立宪运动中，他们则呼吁开国会，立宪法，不断地“磕头、请愿”，为此，革命党人称他们为“磕头党”。甚至认为他们过于热心改革，被认为总体上是起了挽救清朝的危亡的作用，因而在最为激进的革命党人眼中他们反而是最为危险的人：因为与其说他们有着蛊惑人心的影响，更不如说他们得到社会广大阶层的支持，争夺掉了许多那些中立阵营中摇摆不定的人士，直接减少了革命激进派的影响。其实被陈其美、胡汉民蔑视的立宪派的人士，或戴季陶眼中的“反革命的官僚”，无论是提倡“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都是希望用一部宪法来约束最高统治者，变“人治”社会为“法治”社会，多多少少代表了人民善良的愿望。

辛亥革命时，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共同组织参与下，动员了广大民众给了清王朝致命的打击。革命党人的强项在军事行动，而立宪派更擅长鼓动广大的民众。全国大部分地方几乎兵不血刃就实现了政权交替，立宪派功不可没。在这么个社会大转型中，宋教仁利用民主共和的框架，处理新旧参半的政治势力，他采用的政策是正确的。根据现状，宋教仁联合立宪派，用“共和”为武器对抗袁世凯的集权的策略也是对的。

宋教仁时时考虑的是“国体太弱”，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激烈的社会变革尚且会让老百姓受苦受难，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大环境下，国外势力更有可能乘虚而入。所以，避免整个国家的激烈震荡，平稳改革，改良而不是革命，和平过度而不是暴力抗争是符合我们这个国家当时的最高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宋教仁一方面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利，一方面要和袁世凯一起共商国事，创建议会等“共和”形式，以最大的热忱来扶植年轻的民国逐步成长。

因此，宋教仁现实的政治态度和一贯温和主张改革改良的立宪派人士不约而同走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共同的政治语言就多了起来。但是，陈其美、胡汉民、戴季陶们不这么想。他们一直宣称“立宪派”是旧社会的遗留下来的政治派别，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他们政治主张的破产，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右翼，他们是袁世凯的潜在盟友。或者说，他们就是“反革命”。中国长期的专制社会，多多少少造成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独断性和一元化倾向。社会的变革应该是多层面、多领域的、多种形式的，而胡汉民、戴季陶们只看到政治领域的出生入死，以为自己是正宗的、唯一的革命者，因此不信任别人，看不起其它派别。

因为，不论从历史实践上看，还是从政治理论上分析，暴力革命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将旧社会的腐败龌龊犁庭扫穴，也可能将社会多年积累的进步成果扫荡无遗。激进派之所以力主暴力革命而反对渐进改良还有另外一个更为深层的思想原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暴力革命的思想依然对激进知识分子有极大影响。革命派在鼓动民众起来革命时经常用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作为启发事例。

宋教仁一案还没有水落石出，法律上的结论还没有，合法的国会仍然在运作，袁世凯仍然是合法的大总统，孙及其追随者的所谓“二次革命”，从法理上说，无疑是非法的。看看除去孙，袁主控地区的全国的主要舆论。江苏都督程德全是查办宋案的中坚。他在谈到此案时说：“宋案当听法庭解决，借款当听国会主持。”在表明坚决维护法治的态度后，他明确地表示，鉴于“人民已有枕席不安之状”，为“维持秩序，凡有煽惑兵队，扰乱治安之举，无不以军法从事。”

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首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云城蔡将军，不愧为反对专制统治的英雄，当时就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决。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

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使用佥壬之手也。”佥壬即无耻小人，中国真正的民主人士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不是战争，这是一次绝望的挑衅，而已。7月16日，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又一次率领青帮兄弟攻打江南制造局。和1911年那次攻打江南制造局相比，陈其美麾下的人数上不知多出十几倍，然最有战斗力的光复军却已经被陈其美消灭了，队伍也没有往日的那种正义的底气了。

陈其美、刘福彪、钮永建等率领七千五百人，自7月22日夜间起攻打制造局。在这支队伍中有许多日本人参加，说是“友人”，实为职业军人，这也许是近代史上日本职业军人第一次加入到中国的内战来。当陈其美首次攻打制造局时，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恪守中立。1912年12月4日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海军总长刘冠雄保举李鼎新接任。

12月11日李鼎新任海军总司令，并晋授为海军中将，海军总司令部驻上海高昌庙。这时，袁世凯的心腹海军中将郑汝成到来责问。李鼎新很坦率道出自己的顾虑，一是军费，二是日本国有加入迹像。郑汝成立刻电告袁世凯。英国人看到日本人已经加入中国的内战，它的反应一反以往，以极快的速度立即将袁世凯《善后借款合同》中的大量资金，直接送交李鼎新。英国人坚决而果断的举动，李鼎新当然懂。此后李鼎新再不敢踌躇，即到海筹号军舰中，命令中国海军加入。海军的这种变化，是陈其美等人没有想到的，它打破了孙原来预定的计划，也打破了黑龙会的计划。

黑龙会在海军司令部里有卧底，他们的原先的判断是海军将保持中立，不参加地方上的军事冲突。他们以前所有的情报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时代到了，人民心里已经没有了秤和方寸，只崇拜强者。第一次起义的现象会历史性的重演。各地会纷纷响应，纷纷独立。

推翻了民国后，一定再会选孙做庄家的。一步错，步步错。自此，战局发生了逆变。在黄埔江上游弋多时的海军军舰，终于开始向进攻制造局的沪军开炮，协同驻守制造局的郑汝成退击了陈其美、刘福彪、钮永建等人轮番进攻。而跃跃欲试的日本军舰，在英美海军的严密监视下，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也发出密令：小心走火。军舰是“二次革命”的重头戏，它的偃旗息鼓，让夺权计划彻底流产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陈其美还是不放心！7月25日，青帮以游兵散勇的形式，来到地方检察厅，持枪威吓，竟将所有讼案缴款，及存案物件，抢掠一空。这还不算，狱官吴恪生陪同应桂馨一起出狱，各犯亦乘势脱逃。城内秩序大乱，巡警亦无法拦阻。

7月28日，陈其美等人号召残军，且延聘日本炮兵，作最后的攻击。这次猛战，比前四次尤为剧烈。他们既围攻制造局，用火炮轰击制造局，而且“围点打援”，轰击前来救助的兵舰。炮兵技术精湛，炮弹所向，极有准则，竟把海筹号巡洋舰，击一窟窿。海筹号巡洋舰是一艘具有历史意义的兵舰。

原是大清帝国海军巡洋舰队主力，与海容舰、海琛舰均为海容级巡洋舰。这是大清帝国向德国伏尔锵造船厂订造的装甲巡洋舰，于1898年8月24日抵达天津大沽，为海容级巡洋舰。1911年11月14日，海筹号巡洋舰在舰长黄钟瑛的带领下宣布起义。1911年11月20日，在武汉江面上，海筹号巡洋舰主炮发了第一发炮弹，猛烈的集火射击开始，把清兵的运输枢纽打得一片火海，给了清兵毁灭性的打击。中华民国成立后，海筹号巡洋舰担负起保卫国家领土和领海的完整。这次，海筹号巡洋舰中弹后，鉴于日国加入的迹象，李鼎新命令海军的回击。

海军的猛烈回击，让陈其美等人以失败告终。数日后，上海起义失败的部分领导人在吴淞口，向吴淞炮台进攻。吴淞炮台在光复中华的辛亥革命中保持了中立，因为它牢记这是国门，保卫祖国、不参加内战是它唯一的宗旨。这次，海军的加入（尽管是偷偷摸摸的，这也是陈其美惯用的手法），但是在保家卫国神圣的职责号召下，吴淞炮台给予来犯之敌予以狠狠回击。在吴淞炮台猛烈的回击下，上海“二次革命”的领袖们，跟着陈其美慌不择路地登上日本的军舰，仓皇逃亡日本。8月3日，所谓的“二次革命”已露败相，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再次东渡，逃离中国，和陈其美等人回合。湖南都督谭延闿，是辛亥革命积极参与者，对二次革命一直持反对态度，被逼迫才于7月25日宣布独立，十几天后的8月13日就宣布取消独立。湖南军界推举首义“三武”之一的蒋翊武为总司令，倡言北伐，首拟攻取荆、襄，开一出路，遂调动澧州、常德一带军队，进击荆属石首、三安二县。

9月17日袁令汤芗铭率楚有等四艘浅水舰驶入岳州，派第三师曹锟部进驻岳州，又以袁系的卅九混成旅旅长伍祥祯为岳州镇守使。这样一来，湖南便完全落入袁的掌握中。袁世凯仍然施借刀杀人计，命黎元洪兼领湘督，黎元洪当然不会中计，敬辞大命；袁乃请黎荐人自代。黎元洪自然不会推荐与袁世凯无关的人，他觉得汤芗铭是袁世凯的死党，又是湖北人，黎元洪和汤的长兄汤化龙又是老朋友，因此顺水推舟保荐了汤芗铭为湘督。此时蒋翊武又到广西全州运动桂军，不幸被执。

9月9日，袁世凯接电后即电令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全国复归平静。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0月10日，在起义的第二年的纪念日，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同日，黎元洪在武昌举行了副总统就职仪式。10月20日，在青岛德租界避难的应桂馨，大摇大摆来到北京。也来个“二次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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