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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是民主政体所能得来的结果吗！尽管当时毛泽东先生冒了相当的政治风险，但全世界都看到而且必须承认毛泽东先生的远见卓识，必须承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各位，难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吗！风险愈大收益自然愈大。我敢打赌，假如毛泽东先生为《资本论》作注，那么，该注解一定比《资本论》本身更有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先生是中国最伟大的经济战略家、经济改革家。”

“科尔先生，你说的不是体制的问题。也许你认为法律应该赋予国家首脑更多的权力，应该修订法律。”

“余先生，你研究历史，你应该知道，瓦德西元帅的指挥权是一名德国外交官的生命换来的。我承认德是国想在中国获得势力范围，事实上德国得到了山东半岛。但是，谁能否认当时的中国革命党在这些国家开展的活动、进行的募捐，谁都必须承认这些国家给予了中国革命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谁又能保证中国革命党在自身力量不足以推翻清朝政府的前提下冒出邀请这些国家帮上一忙的想法，如果是，那么八国联军不正好是一支帮忙的有生国力量吗！我科尔无异于德国士兵和瓦德西元帅，我们的生命中同样流淌着日耳曼民族的鲜血，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与他们有同样的意识，用同样的方式思考问题。说那时的中国贫穷不假，但是，贫穷不等于落后！那段历史、那场战争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中国太落后。什么是落后？落后的主要标志是黑暗和愚昧。不义不才却能以非正常方式富贵并供自己及子孙后代吃喝玩乐，而穷人的口袋中只有一张薄薄的烙饼，医疗与教育更是无从谈起。这是黑暗；整个社会充斥无知的鲜血、无魂的身躯、混乱的思想，政府官员与普通市民不是自欺欺人便是胡说八道。这是愚昧。两者加在一起便煅造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这就人们通常所说的末日和死亡。”说科尔执着一点不假，他的一部分思维仍然回旋在八国联军的那段历史中。他看了看目瞪口呆的中国人、不以为然的外国人之后又补说：“从一个层面上说，八国联军的行动是中国摆脱殖民地位、走向文明、走向现代最有力、最有效的催化剂，是中国被动面临海洋的怪僻的见证。”

“科尔先生，我注意到你刚才说到了黑暗，那么请问，德国历史上是否有黑暗时刻？二战末期的德国怎么样？是否算黑暗时刻？”

“首先，我承认存在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从辩证的角度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家庭，黑暗时刻、低潮年代均不可回避。德意志不能例外，日耳曼人也不可能回避。从一八七一年至今的德国历史来看，一战、二战结束时的那段时间是德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我眼中《凡尔赛条约》几乎等同于《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它像一片乌云长久停留在德国的上空，挥之不去，它束缚德国的一切从精神到物质的方方面面，贫困、寂寞和失意随处可见。但是，德国人在困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却恰恰相反，他们很快抛弃粗野、嚣张、狂热、偏狭、强暴，转而诚实、律已、严格，对音乐、求知、良心都有强烈的要求。至于二战末期，在座的各位应该知道在四四年的圣诞至四五年的元月，德国在缺乏粮食、武器、燃油的情况下在德国西北部的雪地和森林中却上演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反攻。这不是歇斯底里的喧嚣，这是精神的力量，是民族精神。什么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精髓就是弹簧。”

“对不起，科尔先生，我实在不明白，做为一名有高贵血统有教养的德国人你竟如此激动，你是因为二战结束德国失去了大片土地在为德国鸣不平还是想成为当代中国的救世主！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被历史多次证实的，这是中国人五千年前就明白的道理，难道你不觉得你的观点、论调已经过时了吗。现在好了，八国联军没有了，中国人韬光养晦，经济高速发展，外汇储备名列世界前茅，那段已经历史一去不复返。科尔先生，我想，此时此刻睡在宽大舒适的沙发上品一口中国绿茶不失为文明、高贵象征。”一位彬彬有礼的外国人比了比睡姿然后又指了指桌上的茶杯说。

科尔立即说：“比尔先生，我记得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中有一位将军对他的属下说：‘我考虑的是如何进攻、进攻、再进攻，我考虑的是如何打败面前的敌人，如何杀更多的鬼子，而不是如何防守，更不是如何避免打败仗。’你我没必要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你我当然知道中国人有许多美元、许多外汇储备，但是，你我同样非常清楚，那点银子所能积蓄起来的全部自信只能打一场局部战争中的一次小战斗。换成我，我绝不会因此沾沾自喜，说不定炸你的炸弹正是用你的外汇储备垫支的。”

“请你不要太自信了。如果德国元帅不是那个时候来到中国，中国就不是现在的中国。你同意我的观点吗？真的如此，那么，你还会到中国来吗？你还会加入义林学院吗？”这是位美国经济学教授。

“我明确答复你：我听不懂你的观点，我更不知道如何答复你的提问。至于是否会加入义林学院，我认为，当代的中国人至少看到了教育对振兴一个民族至关重要的作用，明白了教育能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能提高种族素质，因此，政府、社会和学生家长才不惜血本。而我之所以自愿加入义林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愿义林学院能成为中国教育中自然楔入的一环，有机的一环。”

“科尔，我理解你的心情，那么，中国如何才能提高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像我们德国人一样，即便是啤酒馆的跑堂都有强大的自信心。”这是位德国教授。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这不是几位大夫开几张处方、几位病人吃几粒胶囊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也不是政府一家的事，社会各个阶层都应该介入，特别是在座的中国人，不但要身体力行，而且必须是榜样、表率。可是，据我观察，情况并非如此。”当科尔看到在座的中国人神情异常时，他停了下来并用食指自然地摸了摸鼻尖。“怎么啦，我想，我的汉语表述完全正确。我才刚开始说，你们不至于就像碰上外星人吧！如果人们放弃自己思想上的纯洁性和为争取纯洁性所做的努力，随波逐流、人浮于世，因而失去了在天堂为自己争得地位的权利，而且，这样的局面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改变，那么，逐渐丧失文化上的创造性和独立性就变得不是不可能的了。在这种情况底下，即便上帝也免谈民族精神。有人推论，古人的遗产有三：希腊的哲学和艺术、罗马的法律、基督的人格。而承接遗产的亦有三：犹太人、日耳曼人以及地中海边的杂种人。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之所以有权承接古人的遗产是因为其血统、思想和文化的纯粹性。无需讨论这种推论的科学性、正确性，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思想独立和文化纯洁本身便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而且我们已经明确感受到哲学、艺术、法律和人格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余教授，你应该对陈寅恪先生和他的著作有深刻印象，他在无序的社会中磊落一生并保持了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人格的体现。而我认为，只有像陈先生这样的人才有权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和不朽思想，才有可能光大不朽的中华思想和东方文明。可喜的是当代中国有了陈寅恪，遗憾的是我看到一位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小人物因为其自身未甚磊落而不得不远离人世。

东方诸子百家留给东方人更多的是睿智，最高境界是大智若愚，通常意义上说是学会如何处世。因此，为了处世人们常常必须留有余地、利用强势和权贵而不是拥有强势和权贵。这从即便满腹经纶、国富民强也必须摆出谦逊、平和、自惭、自愧的典故中就可一目了然。而且，文化功底愈深、官位名位愈高、经济能力愈强的主体对这种认知也愈深刻，愈全面，谁都不愿做老臣危素，谁都企望从强势手中分得一份残羹剩汤，以至于自认为别人均不懂尘世而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于虚假的鞠躬和熟悉的道歉之后。只有在二种情况下东方人才会想到斗争和革命，一是被逼无奈就像抗日战争，一是为了生存环境就像中国历史上多次暴发的农民革命，更多的时候东方人只是停留在理论和口头上、游荡于讨论和商榷中；而欧洲哲学教会西方人更多的是如何提高勇气，通常意义上说是学会如何斗世。因此，西方人具有相当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更多地强调拥有强势和权贵。他们宁可为美女发表郑重宣言、进行长达十多年的战争也不愿为一时的和平忍气吞声抑或进行一次可耻的偷袭、一场包裹阴谋的和亲。再因此，胜者为王败则寇更适用于西方人。胜者喜悦地享受音乐、阳光、权力和人们的掌声，败者则坦荡承认曾经的过失、错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胜负一目了然、强弱经纬分明。

如果说西方人依托古典斗争哲学通过智慧和战争致富而且迅速掀起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革命和科技腾飞的话，那么，西方人更多的是强调开拓和给予。无需考虑这种发展形式是否科学，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是否人性化，最起码，这无疑是认识上、思想上的飞跃；如果说东方人更大程度上是靠圆滑渡身、靠敲诈暴富而且暴富后立即要创造太平、粉饰太平以便更好地享受太平的话，那么，这无疑违背了东方诸子百家的原则、精神和宗旨。我将这一现象称为泛东方思想。

当然，除非回到远古，自从文化动物诞生之后，我们已经看不到想象中的完善社会。世人皆知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民主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思想、议会至高无上的思想都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应该根据国家、民族自身的特点比如说，历史、文化、肤色、习俗而定。有时你不得不承认时代、社会风气和政治制度对制定国家法律和法律实施过程的影响力实在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是，无论如何它的发展过程必须合乎历史和文化。然而，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并不是中国历史合乎逻辑的延续，它就像几位坐在太师椅上的有勇有谋的手艺精湛的而且极富思想的铁匠用古今中外的工具结合超人的想象敲敲打打之后出炉的一件一边光彩夺目却思维紊乱一边形状完整却意识空洞的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产品，当然这件产品正显现出它顽强的生命力、它强劲的发展趋势和渐渐清晰起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还知道一个普通的道理：只要是特殊的事物比如说航天飞机、‘911’事件便一定能令世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科尔先生，如果仅听你的发言，我认为你是一位对中国现状不满的中国人。你就不担心你被列入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到中国政府的驱逐吗！”比尔先生适时提醒。

“毋庸置疑，强制实行的老年、疾病、事故、失业等保险对中国城市的经济改革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对城市中低收入者有深刻而非凡的影响。但是，这难道是人们逐渐将经济保障看得重于政治自由、将国家看成恩赐者和保护神而放弃讨论国家的控制集团是独立自主还是崇洋媚外、是开拓创新还是因循守旧、是民主还是独裁的理由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否是人们所做的不顾子孙后代的人格的交易呢，这对振奋民族精神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因为我是德国人便有理由对某些情况不得而知、不以为然、不闻不问的话，那么，在座的中国人懂这个道理吗！又有多少中国人懂这个道理！哪些中国人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我看你们在座的是不是准备等若干年后毛泽东先生再世时再来告诉你们如何振奋民族精神、如何培养民族英雄！尽管，我不想看到瓦德西元帅挥动军刀再次踏上中国国门。但是，众所周知，美好的愿望常常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击破。”

德国科尔叫吴义林难以入眠。

晚上，吴义林从义林学院回到东郊别墅。刚停下车，公司的艾丽就娇憨可掬地帮着打开车门，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飘淡淡的清香。

“回来了。”艾丽挽着吴义林的手靠在他身上。“除了酒还是酒，一股酒气。吴总，除了酒你还懂其他的事体吗？你不是不会喝酒的吗？”艾丽在吴义林脸上好好地亲了一下，当然，她低开的领口无法遮挡吴义林的视线。

“艾丽，陪我洗个澡。”吴义林触景生情。

“不！不行。没那么简单。我是人，不是机器！”

“嗲声嗲气！”迄今为止，吴义林还没见她发过淫荡的笑，那怕在她最快乐、激动、惬意的时候，她情感表达的上限就是嗲声嗲气。当然，他也不曾有过邪恶，他觉得她是一位纯情而又动人的女孩，绝不是那种男人看一眼顿时就会产生古怪念头、暴发强烈征服欲的女人。他肯定至少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不会变成那样的女人，这也是他为什么对她产生爱情这种崇高的感情而性只不过是附带品的原因，这也是他一惯坚持的二重性。在他眼中爱情是鲜花，由爱情培育而来的性则是绿叶，空气和水分是迷漫的情绪，而浪荡和淫乱则是茎根边随处可见的垃圾。在他相当狭小的一块精神领域中，他始终将鲜花看作基础和源泉。在他的意识中，东郊是培植鲜花的农场，必须有纯净的水分和新鲜的空气，他允许牛仔和牛粪的存在，甚至是毒蜘蛛织下的大网，但他绝不容忍一只小小的破塑料袋子抑或是一只精制的空易拉罐出现在他的视线之内。如果没有这样的空气、水分和鲜花，那么他宁可将农场关闭、闲置，甚至是荒废。与他平常状态下对裸体、性、女人的感觉完全不同的是，每次来东郊之前他都能产生诸如梁祝之类的幻觉，这又仿佛是无性之爱。他在东郊别墅不仅没有时空的限制而且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力量；他从容不迫、轻松自得、随心所欲，无论这一切涉及物质世界还是精神领域，无论结果多么荒诞、怪异。因此，他对东郊的感觉好极了。自从艾丽进住东郊别墅以来，他更是将东郊作为洗礼场，每当他精神趋向颓废、意志濒临崩溃、行为有悖道德，当然还有硕果累累时，他都要来到东郊。他经常在垃圾与鲜花之间徘徊。在垃圾堆中，他的情绪犹如高频正弦波，他记不清她们的肤色、胖瘦、装模作样的高亢和写在脸上的渴望；而东郊一只浅浅的微笑或者是一句淡淡的口语就能让他流连忘返、记忆犹新。他认为闭花羞月约等于愚昧，或许是愚昧的一种译释，这就像孔雀开屏时必须暴露其身后一个光秃秃的头盔一样，而丑陋的道长却有无穷的智慧和深邃的思想。他断定这是科学的、正确的，尽管他的说论没能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从某个角度出发，他自认为他是一个既与垃圾擦肩而过又与鲜花结伴而行的人。“艾丽，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忙坏了，没时间陪你。”吴义林把艾丽扶正站好，端详着。

“没时间？我不信。是不是又一朵嫩花嗷嗷待哺，需要滋润或者等待摧残？”艾丽微笑着挨着吴义林坐在沙发上。

吴义林指了指她的胸部说：“它正嗷嗷待哺，虽然我昨晚一个通宵，但是该滋润的还得滋润，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义不容辞。”

“谁叫你长时间不来看我。哎，仪式隆重吗？”

“隆重，相当成功。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与你分享成功、快乐。为什么你不同意参加典礼？”吴义林拥抱着艾丽在她嫣唇上轻轻地吻了一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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