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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解风险（第3页）

彭建东的造假行为，竟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这就说明，在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漏洞。

在彭建东控制原野以后，原野公司迅速壮大，创办不到两年，1989年利润达到了28?7万美元。30岁出头的彭建东为此拥有了自己的投资财团，并控制了原野50?7％的股权，在他眼里原野只不过是自己过上豪华生活的一棵摇钱树。

成功后的彭建东1989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市郊的富人区有了自己价值200万美元的别墅。住在这幢可以看清悉尼港全貌和悉尼歌剧院的别墅中的彭建东与28岁的妻子，拥有豪华车队，享受着奢侈的生活，真正成了深圳的暴发户。

同年原野公司还在澳大利亚买了一个价值170万美元的牧场，然而这家牧场到1990年底给原野公司带来的却是39?67万美元的损失。

1990年2月原野发行股票。成为股份公司以后，其业务从纺织扩大到贸易和房产，公司的确赢利丰厚，当年获利640万美元，净资产增加了138％，到1991年达到5?52亿。

到1991年12月31日，原野1991年入账的税后利润更达到4550万元，与1990年相比又增长了36?7％，资产报酬率达8?2％。股价为之也一度翻番，

1990年5月21至28日，原野的股价在一周内从14元上涨至28元。

但是彭建东根本不愿意把原野的利润回报给股东，他想的是如何把这些利润据为己有。股东们没拿到一分红利，而加入了澳大利亚籍的原野当家人却在1990年出4400万港元在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旁边，买了一栋日式花园别墅。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彭建东当然也不能缺少劳斯莱斯豪华轿车和大群的仆人。

狐狸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原野上市后不久，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和有关机构在就觉察到这家上市公司存在问题，并于1990年底对其账目进行了突击审计，发现了原野公司管理混乱、资产流失严重等问题。

为了查清问题，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阻止了原野公司的分红和增发新股的各种企图。润涛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士竟宣称这种调查为官方骚扰，对外发表煽动性言论说国有企业想成为原野股东。

但事实总要还归本相，4月6日至11日，深圳市工商局派出检查组对原野公司的财务部进行检查。在深入的调查中发现，原野公司下属的原野物业有限公司有违法经营的问题。

6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表了《公告》，披露了原野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

原野公司的所谓大股东香港润涛实业有限公司，未经政府批准，非法取代原野公司某发起人的股东地位。香港润涛公司利用其非法窃取的控股地位，操纵原野公司，无视我国外汇管理规定，将折合一亿多元人民币的原野公司外汇资金转至香港润涛公司及其海外关联公司。为此，1992年7月7日原野股票停牌。

1992年10月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但被告不是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及市工商局，而是原野公司，因为200万元人民币和300万美元贷款逾期。

1992年10月12日，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这次是农业银行宝安分行诉原野公司和润涛公司500万美元逾期贷款及抵押不实。

在法律面前，原野阻挠调查的“防线”彻底崩溃了。

本来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其运作及管理部门的相应处理都应当充分曝光，但在原野事件中，传媒却保持了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

1991年全年对原野审查，公众丝毫不知；当年8月对原野问题处理的会议纪要，公众也被隐瞒了；股权结构调整的一系列会谈，也没有对社会公开。新闻媒体似乎对此早已商量好了，对此不发一言。

直到1992年4月7日公告之前，深圳一家刊物发出《原野老股东的期待》一文，成为最早传达原野股民心声的文字。

对于一直蒙在鼓里的社会股东来说，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布的公告简直如同晴天霹雳。消息相对滞后的上海原野股民，直到1992年5月4日，才从《上海证券报》的报道中了解到此事的。

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负责人说，原野问题由来已久。1991年3月，审计部门在审计原野分红派息时提交存在股金投入不实、利润不实和资金外流等问题。然而从发现问题到消息的发布时间间隔竟然长达一年多，这对原野的股东来说，显然有着强烈的受蒙骗的感觉。

1991年3月10日，原野公司董事会发布了1990年度财务报告，报告称1990年税前利润为人民币3199万元，比1989年增长29倍之巨。

董事会建议，以本年度可分配利润的63?9％作为红利发放给股东，采用红股方式派付股息，即每10股送2股红股，不派发现金股息。根据原股数量，红股总数为1800万股。

3月24日，原野召开在股东大会时又确定，除10股送2股外，另10股配售5股，每股配股价由董事会提出的4元修改为3?5元，这样原野将在1991年新增股本5400万股。

在这个特别的年度报告之下，刚才还对原野产生困惑的股东突然又看到了一个即将落下的硕大果实。

满以为分红扩股及放开股价在望，却没想到是一场空欢喜。实际上，直到1992年市场上各种传闻才真正表明原野公司的问题所在，有关方面正积极地进行协商，以求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

从加强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和管理来说，政府要求调整公司股权结构，适当增加公股比例是必要的、合理的，也是从保护广大小股东利益出发，但对于小股东来说，无疑是长期陪着他们受罪。

双方都表示要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但一方认为放开股价、分红派息才是“保护”，而另一方则认为停牌、调查处理后才能“保护”，差距如此明显。在双方这种“保护”下，股民们真如原野上的小草一样，任凭千军万马践踏。

小李提起1992猴年，就摇头感叹，那年他已经33岁，也是他自认为最倒霉的一年。

小李上世纪80年代初从井冈山来深圳打工，靠勤劳的双手和抠门般的节俭，10年来攒下了5万元。

5万元在他的家乡是个大数字，在家乡他有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他本打算用这笔钱回老家把姑娘娶过来，过上安稳日子。此时，深圳突然掀起了中国第一轮抢股狂潮。

1990年春天，深圳原野公司打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广告，正是在如此诱人的招股广告下，小李情不自禁地加入了通宵排队抢购原野股票的队伍，最终如愿以偿地把5万元全部换成了原野股票。

当时他还在给未婚妻的信里得意地说。“我们的婚事缓一缓，我就要发大财了，等发了大财，我们就到大城市去安家。”

为了等待“秋收万粒子”，小李就留在深圳继续打工。等到第二年的春天，原野公司发布了1990年度财务报告，税前利润为人民币3199万元，比1989年增长29倍，公司准备把可分配利润的63?9％作为红利发放给股东，即每10股送2股红股，另外10股配售5股，每股配股价3?5元。

这个硕大的“秋收果实”进一步打开了小李的想象空间，使他看到自己的5万元将呈几何级数增长。为了实现配股，他到处借钱，同乡打工仔没钱借给他，他咬一咬牙，居然去借高利贷。

但这颗硕果没有落下来。按当时深交所的规定，分红后可以摘掉每天0?5％的涨跌幅“帽子”。看着别的股票分红后摘掉涨跌幅限制，股价一路上行，而原野却只能在八、九元之间徘徊，成为深圳当时股价最低的股票，原野的分红配股也是只问雷声不见雨，小李心里开始发毛了。

渐渐地小李有点绝望了，不知道把高利贷借来的钱是还掉还是留着，因为他打工赚的钱，付利息已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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