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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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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一名摩门教传教士，我在韩国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当时的韩国是全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我在那里目睹了太多贫穷造成的苦难。我曾眼睁睁看着几位朋友撒手人寰，带走他们的是本来可以防治的小病；我曾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很多韩国家庭要在填饱肚子、供子女上学和赡养老人这三者之间选择，并且只能选其一。这也许是人世间最无法选择的选择。对当时的韩国人来说，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折磨。

这段经历对我造成了极为深刻的震撼。所以，当我获得罗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时，我将经济发展选作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韩国。我这样做，是为了毕业之后能进入世界银行工作。在那里，我将有机会帮助韩国人解决贫困问题，让那些曾发生在我眼前的悲剧不再重演。想不到，在我做好准备的那一年，世界银行没有招聘美国人的计划，这扇大门对我结结实实地关上了。就这样，在命运的迂回曲折之间，我选择了去哈佛大学进修商业。尽管如此，那个深陷在贫困泥淖中的韩国，连同它种种悲惨的境况，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踏上韩国的土地时，我惊喜地发现，那个记忆中的韩国早已踪迹全无了。在我离开的几十年里，韩国不仅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且跻身于广受尊重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之列，其从国外援助的接收国变成了对外援助的捐赠国。注释标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由36个成员国组成，包括美国、法国、德国，和全球其他最发达的国家。来源：经合组织官网，“关于经合组织：成员及合作伙伴”（AbouttheOECD:MembersandPartners），2018年1月26日，http:.oecd.comaboutmembersandpartners#d.en.194378。美国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甚至把韩国称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注释标题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的报道，《韩国是冠军》（GiveSouthKoreaaGoldMedal），华盛顿邮报，2018年2月8日，https:.washingtonpost.opinionsgive-south-korea-a-gold-medal2018020876be5e7e-0dla-11e8-8890-372e2047c935_story.html?utm_term=.ac6f9aa492cf.，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韩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巨变就像一场奇迹。

现在的很多国家和几十年前的韩国非常类似，例如布隆迪、海地、尼日尔和危地马拉等等。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并未实现韩国式的变革。早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就深陷在无望的贫穷中。如今，它们依然困难得令人绝望。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摸索出通向繁荣的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却在极度贫困的泥淖中苦苦挣扎？几十年前，在我立志帮助韩国摆脱贫困时，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如今，它依然萦绕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对多数国家来说，繁荣其实是一种较新的现象。多数现在的富裕国家并不是一直富裕的。以美国为例，可能人们早已忘记美国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了。在并不算遥远的过去，美国也曾一贫如洗、腐败横行、吏治黑暗。无论采用什么标准来衡量，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远比现在的安哥拉、蒙古或者斯里兰卡贫穷得多注释标题例如，按当前美元计算，美国当时的人均年收入约为3363美元，安哥拉现在的人均年收入为3695美元，蒙古为3694美元，斯里兰卡为3844美元。除非另作说明，这里提到的人均年收入都是基于2016年的数据。世界银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货币：美元）”（GDPpercapita（currentUS$）），2018年2月5日，https:data.worldbank.comindicatorNY.GDP.PCAP.CD?locations=AO-MN-LK。。当时，美国每千名活产婴儿的死亡人数约为150人，婴儿死亡率注释标题迈克尔·海恩斯（MichaelHaines），《美国的出生率与死亡率》（FertilityandMortalityintheUnitedStates），美国经济史协会（EconomicHistoryAssociation），2018年1月16日，https:eh.comencyclopediafertility-and-mortality-in-the-united-states。“新生儿死亡率（每千名活产婴儿）”（Mortalityrate，infants（per1，000livebirths）），来源：世界银行，2018年2月21日，https:data.worldbank.comindicatorSP.DYN.IMRT.IN。是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3倍之高。当时的美国同现在判若两国，既没有稳定的政府组织，也没有起码的基础设施。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发展故事才给全世界每一个贫困国家带去了希望。它证明了一点：脱贫致富是做得到的。问题是，怎样做到[1]？

[1]有关西方世界走向繁荣，或更广泛地讲，贫穷国家如何变得繁荣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很多论述。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重要著述。其中，有几部著作和论文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洞察。最根本的一部著作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AnInquiryintoProfit，Capital，Credit，Interest，andtheBusinessCycle）（1934年，翻译自1911年的德文原稿）。熊彼特在这部著作中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创新和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企业家做出创新，无论是创造出新的产品还是开发出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实际上是在打乱一个经济体中的某种“循环流动”，这种循环流动被熊彼特描述为该社会中的一种均衡状态。这种无休止的“打乱”的主要标志是新的创新，尽管它常常会伴随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它们最终往往带来的是一个更加繁荣的社会。例如，汽车的发明颠覆了马匹、马车和电动有轨列车的使用，但是汽车最终带给人类社会的是更高层次的繁荣。对熊彼特来说，企业家就是全世界的亨利·福特式的人们，他们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理所当然的明星。本书的作者抱着同样的观点，读者可以从这本书的很多地方发现这一点。

对于那些对西方的崛起感兴趣的人们，过去50年间发表的必读著述包括：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North）和罗伯斯·托马斯（Robert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1973年），内森·罗森堡（NathanRosenberg）和L.E.小伯泽尔（LutherE.Birdzell）合著的《西方致富之路》（HowtheWestGrewRich:TheEconomicTransformationoftheIndustrialWorld）（1986年），以及戴维·兰德斯（DavidLandes）的《国富国穷》（TheWealthandPovertyofNations:WhySomeAreSoRichandSomeSoPoor）（1999年）。戴维·兰德斯在他的书中提供了丰富的经济史史料，并且突出强调了包括地理和文化在内的几点因素都在欧洲的繁荣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诺斯和托马斯是这样总结自己观点的：“高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西欧的崛起应该归功于经济组织的发展。”归纳而言，这些学者向人们揭示了组织和产权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几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也对这个话题做出过重要的阐释。例如，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的《创造奇迹》（MakingAMiracle）（1993年）；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Hausmann）和达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合作的《作为自我发现的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asSelf-Discovery）（2002年）；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Nelson）和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Phelps）合作的《面向人力、技术扩散和经济增长的投资》（InvestmentinHumans，TechnologicalDiffusion，andEconomicGrowth）等。这些经济学家通过自己独有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我们简化了经济增长和发展这个话题天然具有的复杂性，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要素，这些要素是可持续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其中，罗伯特·卢卡斯帮助我们理解了对于各经济体中生产率的提升来说，岗位工作中的“干中学”（Learning-by-Doing）的重要性。卢卡斯进一步解释说，东亚奇迹的主要特征，除了不断提高现有产品的生产效率之外，还“涉及劳动力的可持续移动，即从较不精密的产品向较精密的产品转移”。豪斯曼和罗德里克说明，对于一国的企业家来说，明白自己擅长制造什么固然重要，同时也要明白，往往会遇到社会收益高于个人收益的情况。这是因为，在理论上，懂得如何开发创新并以此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常常会被市场跟随者（SecondEntrants）轻易模仿，这种情况带来的影响会强烈地削弱创新先天具有的激励作用，直接影响那些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第一个开发创新的人的积极性。同样地，这种情况也会使得投资这一类可以带来结构性经济变革的学习行为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从事经济发展的职业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要发挥关键作用。纳尔逊和费尔普斯的关注点主要放在人力资本和技术扩散上面。实际上，两位学者的假设是“在一个技术领先或是活力十足的经济体内，生产管理的作用会聚集于对变革的适应，管理者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接受新的生产技艺的速度就会越快”。

本书聚焦于开辟式创新对创造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影响力。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为“创新”一词给出了定义，进行了分类，并进一步阐释了每种类型的创新活动对经济生活的不同影响。

几十年来，人们尽心竭力地研究方法，帮助贫穷国家消除贫困、发展经济。这项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全球范围的极度贫困率为例：1990年，全球极度贫困率高达35.3%，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降到了9.6%。注释标题新闻发布，《世界银行预测全球贫困人口占比首次降至10%以下，实现2030年终结贫困的目标仍面临巨大障碍》（WorldBankForecastsGlobalPovertytoFallBelow10%forFirstTime;MajorHurdlesRemaininGoaltoEndPovertyby2030），世界银行，2015年10月4日，http:.worldbank.comennewspress-release20151004world-bank-forecasts-global-poverty-to-fall-below-10-for-first-time-major-hurdles-remain-ingoal-to-end-poverty-by-2030。这一转变的含义是，1990年以来，全世界共有10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这个统计数字听起来太过巨大，容易造成一种虚假的“进步感”。实际上，在这10亿刚刚脱离贫困的人口中，有大约7.3亿来自同一个国家：中国。中国成功地把绝对贫困率从1990年的66.6%降到了今天的不到2%[2]，这确实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实际上是不降反升的，而且极为显著。注释标题1990年，贫困人口数量约为2.82亿，约占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总人口的55%。2013年，这一数字变为4.01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约为42%。“每日1.9美元作为标准贫困发生率（2011年购买力平价）”（Povertyheadcountratioat$1.90aday（2011PPP）），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3月13日，http:povertydata.worldbank.compovertyregionSSF。即使对那些理论上算不上绝对贫困的人来说，温饱依然是朝不保夕的大问题。

[2]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中国在过去50年间的飞速发展算不上什么值得惊讶的事。独轮车、土壤科学、造纸术、指南针、以开发天然气为目的的深钻技术、有关血液循环的知识和印刷术、火药，以及其他数百种人类发明都要归功于中国人。中世纪时期，中国是领跑者，欧洲是追赶者。例如，14世纪时，中国占据了全球GDP的25%。20世纪50年代，这一数字降到了区区5%。然而，今天的中国正在迅速复兴，它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经回到了19%左右。

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人惊叹，如果考虑到这个国家刚刚帮助数亿人口脱离贫困的事实，中国取得的发展显得更加惊人。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未打破了旧有政策，实施了新政策，唤醒了中国这个沉睡已久的经济巨人。单就这一点而论，这样的说法当然没错。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家和全体中国人的创新精神，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的崛起仍在继续。《华盛顿邮报》近期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持续挑战美国在科学领域的优势地位》（ChinaincreasinglychallengesAmericandominanceofscience）的报道。作者指出，在美国最负声望的机构中，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正在走向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尽管美国每年投入科研领域的经费高达5000亿美元，中国始终保持着紧追不舍的态势。2018年年底，中国的科研已经接近超越美国的地位。2016年，中国的科学出版物总数量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现在的中国经济早已不能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日而语，中国恢复曾经在全球经济中的统治地位是指日可待的。

本·里诺（BenGuarino）、艾米莉·劳哈拉（EmilyRauhala）、威廉·万（音译）（WilliamWan），《中国持续挑战美国在科学领域的优势地位》（ChinaincreasinglychallengesAmericandominanceofscience），《华盛顿邮报》，2018年6月3日，https:.washingtonpost.nationalhealth-sciencechina-challenges-americandominance-of-science20180603c1e0cfe4-48d5-11e8-827e-190efaf1f1ee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99a54422d595。

菲利普·奥尔斯瓦尔德（PhilipAuerswald），《中国的骤然衰落与缓慢复苏》（Chinassuddenfallandslowrecovery），2008年8月11日，https:.nytimes.20080811opinion11iht-edauerswald.1.15175911.html。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如此，如何才能根治贫困？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似乎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从修复糟糕的社会结构（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各个方面）到改良政府机构；从增加国外援助到大力发展外贸，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注释标题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的“资产阶级系列”著作为我们详细展现了经济史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很多人推崇的经济发展的原因。在“资产阶级三部曲”的第二部《资产阶级的尊严》（BourgeoisDignity:WhyEconomicsCantExplaintheModernWorld）中，麦克洛斯基详细列举了许多广为人们所用的理论，包括组织、交通基础设施、外贸、奴隶制、节约、资本积累、新教工作伦理（Protestantworkethic）、征收、人力资本（教育）、地理或自然资源、科学以及一些其他的理论。她论述了这些理论可能对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变革的影响，并且认为这些理论都没有说到重点。这本592页的著作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解释看上去既有趣又貌似言之有理，但其实它们并不是带给我们抽水马桶、空调、汽车和手机的真正原因。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资产阶级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35页。没有哪一种方案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是，所有人都会认同的一点是：发展来得太慢了。

1960年以来，为了帮助贫穷国家发展，人们发起了“官方发展援助”项目（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以下简称ODA）。目前，ODA累计投入的资金超过了4.3万亿美元。[3]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不幸的是，这些面向贫穷国家的援助项目，大多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际上，许多1960年全世界最穷的国家现在依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了。2015年的统计表明，至少有20个国家变得比1960年时更贫穷（如表0-1所示）。而且，这种变穷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援助注释标题表中的许多国家都接受过世界银行和其他几个发展组织提供的，旨在消除贫困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的支持。例如尼日尔，1964年以来接收的来自世界银行的援助总计29亿美元，但是该国2015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不足20世纪60年代的一半。《城市供水与卫生项目》（UrbanWaterandSanitationProject），世界银行，http:.worldbank.comprojectsP117365urban-water-sanitation-project?lang=en。投入之后。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3]这一数量不包括全球一些拥有大量捐赠资金的基金会和组织提供的私人资金，例如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andMelindaGatesFoundation）、斯科尔基金会（SkollFoundation）、奥米达亚网络基金（TheOmidyarNetwork）等许多类似机构。

“官方发展援助1960—2016趋势”（ODA1960—2016Trends），官方发展援助，2016年，比对你所在的国家（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2016，CompareYourCountry），2018年2月1日，http:2.pareyourcountry.comoda?cr=20001?=en&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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