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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交媒体 使我们陷入分裂的自由（第2页）

那一周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信息技术的武器化上。在与首席执行官们共进午餐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被问及她为什么来参加一次国防会议。她解释说，她想了解信息技术正在如何被用来危害民主进程，这能帮助她思考信息技术可如何被用来攻击金融市场。这是一次发人深省的对话，而她的远见使我安心。

峰会中的一些对话略显艰难和沉重，我也情不自禁地对脸书的首席安全官亚历克斯·斯塔莫斯深感同情，他在整个会议期间一直处于守势。在我们共同参加的一个小组会谈中，他遭到一位新晋荷兰籍欧洲议会议员各种尖锐问题的轰炸。那天晚上，在与大西洋理事会成员共进晚餐时，政府官员和其他愤怒的与会者又反复质问他，脸书“是怎么允许这一切发生的”。

虽然人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对讨论越来越恼火。每个人都在指责脸书，但没有人对罪魁祸首进行任何指责。这就像是对忘记锁门的人大喊大叫，而绝口不提潜入室内的小偷。

对于脸书、美国，以及各个国家和整个科技行业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未来应该怎么做。政府中一些人的反应是将责任推到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身上，坚持认为它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推出技术的公司确实应承担大部分责任，但这种解决方法似乎并不完整。真正的答案是，政府和科技行业应联合行动。

正如2018年夏，马克·扎克伯格在国会做证时所说，对于该问题的严重性和应该做出的反应，科技行业的看法已经改变。扎克伯格表示：“我的立场并不是不应该有任何监管。我认为，随着互联网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恰当的监管，而不是监管是否应该存在。”

恰当的监管

正如他的声明所反映的那样，认识到显而易见的事实并承认监管是必要的，这是一回事，弄清楚什么是有效的社交媒体监管则是另一回事。

在寻求后一个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处于引领者的地位，他就是前电信行业高管，自2009年以来一直活跃于参议院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马克·华纳。2018年夏，华纳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其中包括一系列旨在通过新的法规，从而部分解决虚假宣传行为的提案。他认识到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一些技术和隐私问题，并呼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正如华纳在其白皮书中指出的那样，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人们对目前社交媒体根据美国《通信规范法》享有的豁免权越来越感到不安。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允许“交互式计算机服务”出版商免于遵守传统出版商面临的许多法律责任，从而部分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例如，在美国，与电视和广播不同，社交媒体服务对在其网站上发布的非法内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但是，互联网已经不再处于萌芽阶段，它今天的影响在全球无处不在。随着敌对国家、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利用社交媒体网站进行恶意活动，越来越多的政界领袖加入传统出版商的行列，并质疑社交媒体网站是否应继续享受法律豁免。华纳指出，预计“深层次伪造”或“可以生成伪造的音频或视频文件，从而虚假证实某人说了或做了什么的高级音频和图像合成工具”将会泛滥，因此我们更有必要通过新的法律，要求社交媒体网站担负起严格审查其所发布内容的责任。

随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恐怖行为在社交媒体上被放大，相关的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10年后，我们可能会将2019年3月视作一个转折点。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凯文·罗斯所写，3月15日，恐怖分子在新西兰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内屠杀了51名无辜的穆斯林，这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像是第一场网络原生的大规模枪击案，其构思和实施完全遵循了充满反讽的现代极端主义言论”。如他所描述的，“袭击在推特上被转发，在网络留言板8chan上被宣布，并在脸书上直播。然后，这些视频在YouTube、推特和红迪上被无休止地重复播放，各家平台全力以赴地删除这些视频，但新的复本则以几乎同样快的速度涌现”。

枪击案发生两周后，我们来到新西兰首都惠灵顿，这是一次酝酿了好几个月的旅行。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以非凡的判断力和优雅处理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危机，她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社交媒体的显著转变。她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袖手旁观，接受这些平台存在，并且不为在它们上面发表的内容承担任何责任。”然后，她特别提到了社交媒体网站：“它们是出版商，而不仅仅是邮递员。它们不可能只要利润，而不承担责任。”

当我们在新西兰会见阿德恩和其内阁成员时，我对此完全表示同意。这一事件表明，科技公司应该做得更多，其中也包括微软自己的服务，如Bing、XboxLive、GitHub和领英。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近25年前确立的监管制度突然已似乎不足以应对敌对国家和恐怖分子对公众的威胁。

虽然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支持的攻击者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两者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涉及破坏社会稳定的有意行为，而稳定是所有社会存在的基础。事实证明，在政治上，对上述两种攻击的反应可能会相辅相成，促使政府转向一种新的社交媒体网站监管模式。

尽管对社交媒体进行监管的行动似乎是史无前例的，但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美国曾经历类似情况。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许多努力与20世纪40年代对无线广播内容进行监管的努力几乎毫无两样。

1920年11月，西屋电气公司播出了美国第一个无线电广播节目，宣布沃伦·哈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伍德罗·威尔逊的继任者。当无线广播第一次走进家庭时，它被认为是一个现代奇迹。它通过共同的经历、现场直播、娱乐和突发新闻将世界连接起来。无线电收音机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流行，到30年代末，它已经成为美国83%的起居室的固定设备。这是无线广播业的黄金时代，这一技术塑造了从美国的文化、政治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无线广播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普及，人们对其社会影响的担忧也在蔓延。正如2010年Slat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无线广播节目被指分散了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拉低了他们的学习成绩，而这两种能力当时被认为是适当和有益的。1936年，音乐杂志《留声机》报道说，孩子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在完成枯燥的学校作业时分一半心思在高音喇叭令人激动的声音上’，并描述了广播节目如何使思想尚不稳定的孩子们心神不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学者文森特·皮卡德所称的“对无线广播的反抗”。据他记录，最初无线电广播市场的商业发展模式是提供免费节目以促进销售无线电收音机。到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美国家庭已经拥有一台或多台收音机，无线广播节目的商业模式开始向广告发展。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更准确地说，在他们耳中），广告导致肥皂剧和其他毫无意义，甚至粗俗的节目大量涌现。皮卡德指出：“这种批评的声音出现在基层社会运动，各种新闻报纸的评论和期刊观点，以及普通听众写给编辑、广播公司和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千千万万封信件中。”

随着公众的不满不断加剧，联邦通信委员会在1946年发布了一份蓝皮书（该报告因其封面为蓝色而得名），旨在将“持有广播许可证的权力与满足实质性公共利益要求的前提相挂钩”。商业广播公司从政治上对该报告发起反击，并否决了该报告的提议，但这一事件仍然改变了广播业的历史，导致主要的广播网为纪录片提供资金，并改进了其公益节目。

[2]索科洛观察到，“蓝皮书引发行业内新的责任意识”。VincentPickard，“TheBattleOvertheFCCBlueBook:DeterminingtheRoleofBroadcastMediainaDemocraticSociety，1945–1948，”Media，Culture&Society33（2），171–91，https:doi.com10.11770163443710385504。另一位学者承认：“蓝皮书不仅仅是FCC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监管时刻，还是美国历史上最广泛的广告和广播公共讨论的催化剂。”MichaelSocolow，“QuestioningAdvertisingsInfluenceoverAmericanRadio:TheBlueBookControversyof1945–1947，”JournalofRadioStudies9（2），297。在随后的特定发展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采用了严格的自律规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成立了一个纪录片部门，迫使全国广播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与之竞争。VincentPickard，“TheBattleOvertheFCCBlueBook:DeterminingtheRoleofBroadcastMediainaDemocraticSociety，1945–1948，”Media，Culture&Society33（2），171–91，https:doi.com10.11770163443710385504。另一位学者承认：“蓝皮书不仅仅是FCC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监管时刻，还是美国历史上最广泛的广告和广播公共讨论的催化剂。”MichaelSocolow，“QuestioningAdvertisingsInfluenceoverAmericanRadio:TheBlueBookControversyof1945–1947，”JournalofRadioStudies9（2），297–98。

有些人可能从“对无线广播的反抗”的发展进程得出结论，相信目前对社交媒体的挑战可能同样代表着政治上一个短暂的时刻，不太可能导致长期监管变化。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与无线广播相比，社交媒体引发的问题将造成更大的影响，而不是更小。其原因之一是，目前的担忧，如敌对国家主导的虚假信息和恐怖主义宣传所引发的问题，远比20世纪40年代的庸俗节目引起的争议严重。第二个原因是当前监管建议的全球性。尽管考虑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美国在传统上不愿意对内容进行监管，但其他国家的标准并不是十分一致。

如果对第二点有任何疑问，澳大利亚发生的事件应该能很快打消这种疑问。在新西兰基督城的袭击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求社交媒体和类似网站必须“迅速”删除“恐怖的暴力内容”，否则将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其中包括对科技公司高管处以最高三年的监禁，以及面临最高10%公司年收入的罚款。尽管科技行业的许多人对此表示无法理解，他们认为刑事处罚过严，且法律标准不明确，但该法的颁布表明了全球政治领袖不断累积的焦虑情绪，并清楚地显示从政治方面要求取消网络服务“享受的法律豁免权，并建立新的监管模式”。

[3]TheParliamentoftheCommonwealthofAustralia，“CriminalCodeAmendment（SharingofAbhorrentViolentMaterial）Bill2019，ABillforanActtoAmendtheCriminalCodeAct1995，andforRelatedPurposes，”https:parlinfo.aph.gov.auparlInfodownloadlegislationbillss1201_first-senatetoc_pdf1908121.pdf;fileType=application%2F.pdf；JonathanShieber，“AustraliaPassesLawtoHoldSocialMediaCompaniesResponsiblefor‘AbhorrentViolentMaterial，’”TechCrunch，April4，2019，https:techcrunch.20190404australiapasses-law-to-hold-social-media-panies-responsible-for-abhorrent-violentmaterial。就在这项澳大利亚法律通过前8天，我在惠灵顿待了两天，然后在堪培拉待了一天。而当时这项立法连影儿也没有，可以想见澳大利亚的立法速度有多快。

当然，知道我们需要新事物并不代表着我们准确地知道需要什么，这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社交媒体网站似乎不可能遵循传统的纸媒、广播或电视所使用的出版前编辑审查流程。想象一下，如果脸书上的每一张照片或领英上的每一个条目在被其他人看到之前都需要经过一个编辑审查，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它将“摧毁这些模式”，而正是这些独有的模式，使全世界数亿甚至数十亿用户能够上传内容，并将其与家人、朋友和同事分享。

这是一个需要用手术刀而不是剁肉刀来解决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容易应对的挑战，尤其是在面临政治压力的时刻。2018年，华纳曾鼓励与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对话，这部分是为了避免草率的立法，但他从一些知名的社交媒体公司得到的反馈寥寥，有些甚至全无回应。由于担心俄罗斯加大对社交媒体的利用，他提出了一系列更为量身定制的方法。他的一个想法后来被澳大利亚采纳并发展，即强制社交媒体平台阻止用户重复上传非法内容，有效地增加了平台在问题已被证实后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澳大利亚颁布法规两周后，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更为普遍适用的方案，建议出台新的“法定保护义务，使公司对用户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指定独立监管机构对其予以监督。华纳还提出了一些想法，将强制社交媒体平台确定账户或发帖的来源，识别虚假账户，并在机器人程序传播信息时通知用户。

如上所述，可能仍有空间提出相辅相成的监管方法，一方面将关注重点缩小到令人反感的特定内容上，另一方面则兼顾更广泛的努力，为用户提供有关这些内容来源的更多信息。后一种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解决虚假信息传播问题时，不是着重于评估内容本身是真是假，而是着重于向社交媒体用户提供有关传播者身份的准确信息。这是现代政治广告中采用的常识性方法，即让公众来决定什么是真的，但要让他们在做出决定时清楚地知道这些话是谁说的。在21世纪，我们还要让公众知道说话的到底是人还是自动机器人。

有趣的是，同样的方法也被一个非政府计划采用。这个计划由两位著名的美国媒体人发起，他们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自由派。戈登·克罗维茨是《华尔街日报》的前出版人，史蒂文·布里尔是一位前记者，创办了“美国律师和法庭电视”。他们共同创建了NewsGuard（新闻卫士），依靠记者反馈为媒体创建所谓“营养度标签”，以提供媒体评级服务。

通过一个免费的互联网浏览器插件，NewsGuard会在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包括脸书、推特、谷歌和必应）的链接旁边显示绿色或红色图标，表明一个网站是“努力说出事实，还是有隐藏目的，甚至有意发布虚假消息或做宣传”。除了对新闻和信息网站进行评级外，NewsGuard还会将发布用户生成内容的平台网站标记为蓝色图标，将那些发布貌似正常新闻，实则是搞笑或讽刺内容的网站标记为橙色图标。那些还没有被审查和评级的网站，则被标记为灰色图标。

这项努力在早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当NewsGuard团队将服务扩展到美国以外，寻求制定全球有效的评级标准时，但克罗维茨和布里尔的行动速度比政府快得多。在为华纳的提议举行国会听证之前，他们的服务已经启动并运行，该团队还在继续调整和改进业务。作为一项非政府计划，它可以迅速扩展到全球。但它的运作要依赖私人资金以及科技公司对浏览器插件的支持，并最终取决于用户自己是否接受该服务。

深刻的教训

最终，我们可以学到两个深刻的教训。首先，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提出的计划可能需要共同推进与相互补充。其次，面临当前的创新科技，我们仍能从过去的挑战中学到很多东西。

有趣的是，美国自建国伊始即面临外国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干涉。一个民主共和国因其自身性质天然容易面临来自国外或国内势力的破坏，这些势力会试图破坏公众信心和操纵公众舆论。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是一位早期法国驻美大使，名叫埃德蒙·查尔斯·热内。他于1793年4月初，即乔治·华盛顿总统正式宣布美国在不断升级的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几周之前，抵达美国。热内的使命是赢得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对法国的支持，包括劝说美国加速偿还其对法国的债务，以及让武装私掠船能够从美国港口出发攻击英国的船只。如果需要，他还准备试图发动一场推翻美国年轻政府的行动。

热内的到来引发了华盛顿内阁日益紧张的局面，其中托马斯·杰斐逊同情法国，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同情英国。热内试图直接面向美国公众呼吁，争取对自己事业的支持。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一举动激发并推动了美国两党制的确立，“政治对话充满火药味，街头斗殴司空见惯，多年的友谊也恩断义绝”。1793年，华盛顿及其内阁成员化解了分歧，团结一致，要求热内被召回法国。

这个结果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教训。只有当一个共和国内的各方力量能够放下分歧，共同努力有效地应对时，我们才能成功地抵御外国对民主进程的干涉。人们很难记得，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以及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就像今天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分歧一样严重。不过，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有力地提醒我们，至少在今天，我们的政治家在面对分歧时不会再诉诸武力决斗。事实上，对任何一个民主共和国来说，巨大的分歧，甚至尖刻的言辞都是固有的风险和不断的挑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法国不断企图干预美国政治，华盛顿在1796年借他的告别演说警告人们外国影响的风险。他说道：“一个自由民族应当经常警觉，提防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历史学家有时会在权衡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利弊时探讨其演说的含义。但我们还应记住，华盛顿同样更加关注眼前的冲突和外国对美国政治的直接参与，因为他曾亲自应对了这种参与所导致的风险。

当然，在华盛顿发表上述演说后的几百年来，许多事情都已经发生变化。在他的时代，试图影响公众舆论的人会借助报纸、小册子和书刊，接下来是电报、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今天，圣彼得堡一个小小工位上的人可以通过特定的虚假信息，在几分钟内影响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发展。

美国政府本身也曾利用信息技术来告知乃至说服其他国家的公众支持特定立场。其中一些是秘密行动。今天的许多美国人将不会认同美国中情局于20世纪50年代在欧洲和拉丁美洲采取的一些行动。其他一些则已经是公开行动，包括冷战期间的自由欧洲电台和今天的《美国之音》。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已经习惯于使用技术来传播信息，以播下民主的种子和推进其发展，但现在科技正被用来传播虚假信息和破坏民主。在一个层面，我们可以根据与基本人权有关的原则，将这些活动分为不同的类别。但在另一个层面，现实政治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发生了变化。直到最近，通信技术似乎对民主有利，并使独裁主义处于守势。现在，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互联网是否为民主国家带来了一种不对称的技术风险，比起富兰克林敦促我们全力守护的共和制政府，独裁政府可以更有效地对抗这种风险。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数字科技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它并不总是意味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还不完全清楚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和华盛顿所处的时代一样，它要求民主共和国的各个利益相关方齐心协力，不仅要跨越党派，还应与整个科技行业以及各国政府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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