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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1页）

“王小波集（全8本）（..）”！

第三章

一

冬天将尽时，我告诉×海鹰这样一件事：六六年的盛夏时节，当时“文化革命”刚闹起来。我在校园里遛弯时，看到我爸爸被一伙大学生押着游街。他大概算个反动学术权威吧。他身上穿了一件旧中山服，头上戴了一顶纸糊的高帽子——那帽子一眼就能看出是以小号字纸篓为胎糊的；手里拿着根棍子，敲着一个铁簸箕；当时游街的是一队人，他既不是走在第一个，也不是走在最后一个；时间大概是下午三点钟；天气是薄云遮日。总而言之，我见到他以后，就朝他笑了笑。回家以后他就把我狠揍了一顿，练拳击的打沙袋也没那么狠。虽然我一再解释说，我笑不是什么坏意思，但是不管什么用。当时我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恨他一辈子。但是事后冷静想了一下，又把誓言撤销了。

从我记事以来，我爸爸就是个秃脑壳，脑袋很大。在“文化革命”里他不算倒霉，总共就被斗了一回，游了一回街，也不知怎么这么寸，就被我看见了。此后他对我就一点也不理解了。比方说，在我十五岁时，他说：这孩子这么点岁数，怎么就长络腮胡子？我在家里笑一声，他也要大发感慨：这叫什么动静？像日本鬼子打枪一样！不过我的外表是有点怪：没有到塞外吹过风，脸就像张砂纸；没干过什么重活，手就硬得像铁板一样。不过这些事就扯得太远了。我爸爸把我狠揍了一顿以后，我开头决定要恨他，后来一想：他是我爸爸，我吃他喝他，怎么能恨他？如果要恨那些大学生，人家又没有揍我，怎能恨人家。从那天以后，我没恨过任何人。后来在豆腐厂里，虽然想过要恨画了裸体画给我带来无数麻烦的家伙，但我不知道他是谁。等到知道他是窝头后，就一点也恨不起来了。

我告诉×海鹰说，我很爱我爸爸。理由除了从小到大他一直供养我之外，还有从小到大他每天都打我。这对我好处很大，因为我们打架时总以把对方打哭了为胜。而我从来就不会被人打哭，好像练过铁布衫金钟罩一样。据我所知，练横练功夫必须用砖头木棍往自己身上拍打。我爸爸来打我，就省了我的拍打功夫了。因为我是这样的爱他，所以老盼着他掉到土坑里去，然后由我把他救出来。这时候我还要数落他一顿。受帮教的时候，我也总盼着×海鹰有一天会掉进土坑，然后我好把她救出来。但是这两位走路都很小心，从来不往沟里走，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帮教时，我告诉×海鹰我爸爸的事，她听了以后皱皱眉，没有说话，大概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其实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对于不能恨的人，我只能用爱来化解仇恨。我爱上她了。

有关我爱上×海鹰的事，必须补充如下：这种爱和爱毡巴的爱大不相同。毡巴这家伙，见了我总是气急败坏，但又对我无可奈何，这个样子无比的可爱，对我来说他简直是个快乐的源泉。而×海鹰对我来说就是个痛苦的源泉，我总是盼她掉进土坑。尽管如此，×海鹰还是让我魂梦系之。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到五月，我在豆腐厂那间小办公室里和×海鹰扯东扯西，心里恨她恨得要死。这种恨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又叫做爱恨交集，与日俱深。后来我既不恨她，也不爱她，大家各过各的，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我告诉×海鹰，从六七年春天开始，我长大的校园里有好多大喇叭在哇哇地叫唤，所有的人都在互相攻击，争执不休，动口不动手，挺没劲的。但是过了不久，他们就掐起来了。对于非北京出生的读者必须稍加解释：蛐蛐斗架谓之掐。始而摩翅作声，进而摩须挑衅，最后就咬作一团，他们掐了起来，从挥舞拳头开始一个文明史。起初那些大学生像原始人一样厮打，这时我的结论是世界的本质是拳头，我必须改进自己的格斗技术；后来他们就满地拣石头。到了秋季，我估计兵器水平达到了古罗马的程度：有铠甲，有刀枪，有投石器，有工事和塔楼。就在这时我作为一个工程师参加了进去，这是因为我看到有一派的兵工水平太差了。他们的铠甲就是身前身后各挂一块三合板，上面贴了一张毛主席像，上阵时就像一批王八人立了起来。至于手上的长枪更加不像话，乃是一根铁管子，头上用手锯斜锯了一道，弄得像个鹅毛笔的样子，他们管它叫“拿起笔做刀枪”，他们就这样一批批地开上前线，而对方手使锋利的长枪，瞄准他们胸前的毛主席的人中或者印堂轻轻一扎，就把他们扎死了。这真叫人看不过去，我就跑了去，教他们锻造盔甲，用校工厂里的车刀磨制矛尖。那种车刀是硬质合金做的，磨出的长矛锋利无比，不管对方穿什么甲，只要轻轻一扎，就是透心凉。不用我说，你就知道他们是些学文科的学生，否则用不着请一个中学生当工程师。但是我帮他们忙也就是两个月，因为他们的斗争入冬就进行到了火器时代，白天跑到武装部抢枪，晚上互相射击。在这个阶段他们还想请我参加，但是我知道参加了也只是个小角色，就回家去了。在我看来造枪并不难，难在造弹药上，我需要找几本化学书来看看，提高修养。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到了冬天快结束上面就不让他们打了，因为上面也觉得他们进化得太快，再不制止就要互掷原子弹，把北京城炸成平地。在此之前我的确想过要看点核物理方面的书，以便跟上形势。后来我又决定不看这方面的书，因为我不大喜欢物理学，觉得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真正有趣的是数学。我对科学感兴趣的事就是这样的。

我告诉×海鹰这些事时，冬天将尽，外面吹的风已经带有暖意。假如以春暖花开为一年之计的话，眼看又过了一年。眼前的帮教还遥遥无止期。我觉得这一辈子就要在这间办公室里度过了。在这种时候谈起小时候的事，带有一点悲凉的意味。

除了科学，我对看人家打架也有兴趣。六七年夏天在我住的地方发生过好多场动矛枪的武斗。当时我想看，又怕谁会顺手扎我一枪，所以就爬到了树上。其实没有谁要扎我，别人经过时，只是问一声：小孩，那边的人在哪里？我就手搭凉棚到处看看，然后说：图书馆那边好像藏了一疙瘩。人家真打起来时，十之八九隔得挺远，看不真切。只有一次例外，就在我待的树下打了起来，还有人被捅死了。

当时打仗的人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头上戴了藤帽，还像摩托车驾驶员一样戴着风镜——这是因为投掷石灰包是一种常用战术。每人脖子上都有一条白毛巾，我不知道白毛巾有什么用处，也许是某种派头。那天没见到身挂三合板手拿“拿起笔做刀枪”的那伙人，所以大家都穿标准铠甲：刺杀护具包铁皮，手持锋利长枪。乒乒乓乓响了一阵后，就听一声怪叫，有人被扎穿了。一丈长的矛枪有四五尺扎进了身子，起码有四尺多从身后冒了出来。这说明捅枪的人使了不少劲，也说明甲太不结实。没被扎穿的人怪叫一声，逃到一箭之地以外去了。

只剩下那个倒霉蛋扔下枪在地上旋转，还有我被困在树上。他就那么一圈圈地转着，嘴里“呃呃”地叫唤。大夏天的，我觉得冷起来了，心里爱莫能助地想着：瞧着吧，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

后来我又咬着手指想道：《太平广记》上说，安禄山能作胡旋之舞，大概就是这样的吧。书上说，安禄山能手擎铜壶作舞，而眼前这个人手里虽然没有壶，身上插了一条长枪，仿佛有四只手，在壮观方面还是差不多。还想了些别的，但是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因为那个人仰起头来，朝着我扬起一只手。那张脸拉得那么长，眼珠子几乎瞪出了眼眶，我看见了他的全部眼白，外加拴着眼珠的那些韧带。嘴也张得极大，黄灿灿的牙，看来有一阵子没顾上刷牙了，牙缝里全是血。我觉得他的脸呈之字形，扭了三道弯——然后他又转了半圈，就倒下了。后来我和×海鹰说起这件事，下结论道：当时那个人除了很疼之外，肯定还觉得如梦方醒。她听了以后呆头呆脑地问：什么梦？什么醒？但是我很狡猾地躲开了这个问题，说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听说每个人临死时都是如梦方醒。

我和×海鹰在小屋里对坐，没得可说，就说起这类事情来了。什么梦啦，醒啦。倒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我有感而发。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脑子里都有好多古怪的东西，而当他被一条大枪扎穿时，这些古怪的东西一定全没了。我听说农村有些迷信的妇女自觉得狐仙附了体，就满嘴“玉皇大帝”地胡说，这时取一根大针，从她上嘴唇扎进去，马上就能醒过来。一根针扎一下就能有如此妙用，何况一杆大枪从前心穿到后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脑子也有点不清不楚，但是不到万不得已，还不想领略这种滋味。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长大以后，读弗洛伊德的书，看到这么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看到这里我停下来，对着歇斯底里这个词发了好半天的愣。本来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子宫”，但是那种东西我从来没见过，所以无从想象。我倒想起十二岁时自己做了一台电源，可以发出各种电压的直流电、交流电；然后我就捉了一大批蜻蜓，用各种电压把它们电死。随着电压与交、直流的不同，那些蜻蜓垂死抽搐的方式也不同，有的越电越直，有的越电越弯，有的努力扑翅，有的一动不动，总而言之，千奇百怪。因此就想到，革命时期中大彩的人可能都是电流下的蜻蜓。

小时候我去逮蜻蜓，把逮到的蜻蜓都放到铁纱窗做的笼子里放着，然后再逐一把它们捉出来电死。没被电到的蜻蜓都对正在死去的蜻蜓漠然视之。因此我想到，可能蜻蜓要到电流从身上通过时，才知道中了头彩，如梦方醒吧。

二

我六岁时，天空是紫红色的，人们在操场上炼钢，我划破了手臂。然后我就饿得要死。然后我的老师说我是一只猪。然后我爸爸又无端地揍我。这些事情我都忍受过来，活到了十四岁。一辈子都这样忍下去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决定自寻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想入非非。爱丽丝漫游奇境时说，一切都越来越神奇了。想入非非就是寻找神奇。

有关我爸爸打我的事，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地方。他戴着高帽子游街，我看到他时笑了一笑，于是我就挨了一顿打。由此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在那种场合应该苦着脸。但是这个结论是错的，因为哭丧着脸也要挨打。正确的结论是到了我该挨打的时候就会挨打，不管我是哭还是笑。既然活在世界上，不管怎样都要挨打，所以做什么都没有了意义。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寻找神奇。

根据我的经验，每个中了某种彩的人都要去寻找神奇。比方说我爸爸吧，作为一个搞文史的教授，他的后半辈子总是中些小彩：不是学术观点遭到批判，就是差点被打成了右派。没有一次中彩后他不干点怪事的，不是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思想没改造好，就是觍着老脸跑到党支部交上入党申请书。后来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觉得自己小彩不断的原因是作了孽——生了一个十几岁就长了一脸毛，面目丑陋的儿子。既然已经作了孽，就要做点好事来补过——揍我一顿。连带着我前半辈子也老是中些小彩。因为彩头的刺激，我从小就有点古怪。我从没有中过头彩，因为只有被人当胸刺穿才是头彩。我以为中头彩后就会彻底本分，悔不当初，等等。但是这不过是种猜测罢了。

我小的时候，总在做各种东西：用缝纫机的线轴和皮筋做能走的车，用自行车上的零件做火药枪，用铜皮做电石灯，这是小学低年级的作品。大一点后，就造出了更古怪的东西。比方说，我用拣来的废铜烂铁做了一架蒸汽机，只要在下面烧几张废纸，就能转十五分钟。我用洋铁皮做了一门大炮，只要小心地把一点汽油蒸气导进炮膛，点火后就会发出一声巨响，喷出火舌，打出一个暖瓶用的软木塞。后来我又用废汽油炉子造出了汽油发动机，结构巧妙，但是它的形状很难装到任何一种车辆上，而且噪声如雷，只能把它搬到野外去试车。年龄越大，做出的东西越复杂，但我的材料永远是废铜烂铁，因为我长大的地方除了鸡窝，就是废铜烂铁，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爸爸因为我把家里弄得像个垃圾场，并且因为我经常不做学校里的家庭作业，几乎每天都打我一顿。现在假如给我时间和足够的废铜烂铁，我就能造出一架能飞的喷气式飞机——当然，飞不了多远就会掉下来。假如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地发明东西，一定能创造出一个奇妙的新世界，或者像那只鸡一样飞上天去。但是家里的地方有限，还住了那么多人，容不了太多的废铜烂铁。因为这个缘故，必须要另找出路。

小时候我看到那只公鸡离地起飞时，觉得是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它用力扑动翅膀时，地面上尘土飞扬，但是令人感动的地方不在这里。作为一只鸡，它怎么会有了飞上天的主意？我觉得一只鸡只要有了飞上五楼的业绩，就算没有枉活一世。我实在佩服那只鸡。

在帮教时间里我把这些事告诉×海鹰。她说，你的意思是你很能耐，是不是？我听了以后觉得很不中听。照她的说法，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在她面前表现出能耐。但是我当时还不认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知道有一种人长头发大乳房，说话一贯不中听。所以我不该和她们一般见识。这样想很容易，但是做不到。因为女人就是女人，你只能和她们一般见识。

过了这么多年，我又从那句话里想出另一重意思来。当时我已经被她吓出了前结巴，所以除了讽刺我在她面前显示能耐之外，她还有说我实际上不能耐之意。好在当时我没有听出来，否则会出什么事，实在是不堪想象。

三

现在我弄明白了寻找神奇是怎么回事，那就是人一旦中了一道负彩，马上就会产生想中个正彩的狂想。比方说我爸爸，差点被打成右派时去递上入党申请书，希望党组织一时糊涂把他吸收进去，得个正彩。等到他受到批判，又狂想自己思想能被改造好，不但再不受批判，还能去批判别人。至于我呢，一旦挨饿、挨揍以后，就神秘兮兮地去爬炉筒子，发明各种东西，想发现个可以遁身其中的新世界，或者成为个伟大人物。我们爷俩总是中些负彩，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是少年儿童，想出的东西比他老人家更为古怪。

在帮教时间里我对×海鹰说到过六六年我见到一辆汽车翻掉的事，这件事是这样的：六六年冬天我十四岁，学校停了课，每天我都到城里去。那时候满街都是汽车，全都摇摇晃晃。有的车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忽然就撞到小铺里去。这就是说，开车的不会扶驾驶盘。有的车开得慢悠悠的，忽然发出一阵怪叫，冒出一屁股的黑烟，朝前猛撞。这就是说开车的不会挂档。有的车一会儿东摇西晃，一会儿朝前猛撞。这就是说，既不会扶轮，也不会挂挡。我站在长安街中间看这些车，觉得很好玩，假如有辆车朝我猛撞过来，我就像足球守门员一样向一边扑去。有一天我在南池子一带，看到一辆车如飞一般开了过去，在前面一个十字路口转了一个弯，就翻掉了。可能是摔着了油箱吧，马上就起了火。从车中部烧起，马上就烧成个大火球。轮胎啦，油漆啦，烧得黑烟滚滚，好看得很。

后来我也会开车了，怎么也想不出到底怎样开车才能把辆大卡车在平地上开翻掉。除非是轧上了马路牙子，或者有一边轮胎气不足。这就是说，开车的连打气都不会。但这是后来的事。当时我朝翻倒的车猛冲过去，但是火光灼面，靠近不得。过了不一会儿，火就熄了（这说明油箱里油不多），才发现车厢里有三个人，全烧得焦脆焦脆的，假如是烧鹌鹑，这会儿香味就该出来了。顺便说一句，烧鹌鹑我内行得很。这件事听得×海鹰直恶心。她还说我的思想不对头——好人被烧死了，我一点都不哀恸。凭良心说，我是想哀恸，但是哀恸不起来。哀恸这种事，实在是勉强不出来的。我只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革命时期对我来说，就是个负彩时代。只有看到别人中了比我大的彩心里才能高兴。

除了烧鹌鹑，我还擅长造弹弓。其实说我擅长制造弹弓是不全面的，我热爱并擅长制造一切投石机械。六七年秋天，我住的那个校园里打得很厉害，各派人马分头去占楼，占到以后就把居民撵走，把隔壁墙打穿，在窗口上钉上木板，在木板的缺口处架上发射砖头的大弹弓。这也是一种投石机械，和架在古罗马城墙上的弩炮，希腊城邦城头上的投石机是一种东西。我对这种东西爱得要了命，而且我敬爱的一切先哲——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全造过这种东西。但是那些大学生造的弹弓实在太糟糕，甚至谈不到“造”，只不过是把板凳翻过来，在凳子腿上绑条自行车内带，发出的砖头还没手扔得远哪。这叫我实在看不过去。有一天，“拿起笔做刀枪”那帮人冲到我们家住的楼上，把居民都撵走了。这座宿舍楼不在学校的要冲地段，也不特别坚固，假如不把我考虑在内，根本没必要占领。另一方面，当时兵荒马乱的，我们家也不让我出门。他们来了以后，我不出门也可以参加战斗了。但是我们家里的人谁也没看出来，他们只是老老实实搬到中立区的小平房里，留下我看东西。所谓中立区，是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面住满了家成了武斗据点的人们，男男女女好几百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门口只有一个水管子，头顶上只有一个天窗。各派的人都住在一起，还不停地吵嘴。那个房顶下面还有很浓厚的屁味、萝卜嗝味，永远也散发不出去。我没到那里去住，还留在那座宿舍楼里，后来我就很幸福了。

有关这两件事，都有要补充的地方。前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北京的天空是灰蒙蒙的，早上有晨雾，晚上有夜雾——这是烧煤的大都市在冬天的必然现象。马路面上还有冻结了的霜，就像羊肉汤凉了的时候表面上那层硬油。那时候北京那些宽阔的马路上到处是歪歪倒倒行驶着的汽车，好像一个游乐园里的碰碰车场。人行道上人很多，挤挤攘攘。忽然之间某个行人的帽子就会飞上天，在大家的头顶上像袋鼠一样跳了几下，就不见了。有人说，这是人太多，就有一些不争气的小贼用这种方法偷人家的帽子。但我认为不是这样，起码不全是这样。我有时候也顺手就扯下别人的帽子，把它扔上天——这纯粹是出于幽默感。后一件事发生时，我们那所校园里所有楼上的窗户全没了，只剩下一些黑窟窿。有些窟窿里偶尔露出戴着藤帽的人头来。楼顶上有桌椅板凳堆成的工事，工事中间是铁网子卷成的筒子，那些铁网是原来在排球场边上围着挡球的。据说待在网后很安全，因为砖头打不透。那片校园整个就像个大蟑螂窝。这两个时期的共同之点是好多大喇叭在声嘶力竭地嚷嚷，而且都有好多人死掉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哀恸。我喜欢的时代忽然降临了人世，这是一个奇迹。我们家都成了蟑螂窝，绝不会有人嫌弃我的废铜烂铁。再没有比这更叫人高兴的事了。至于它对别人是多么大的灾难，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管得着吗？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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