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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上（第2页）

此时的南匈奴已为汉朝藩屏，依旧设立诸部落王，帮助东汉捍戍北部边疆，部落王皆领部众，驻守在边郡各处。北单于见南匈奴得到汉朝庇护，十分惶恐，送回此前所掠夺得汉民以示善意。史书称北匈奴每次入寇攻打南匈奴，经过汉朝边塞之时，都会道歉：“自击亡虏日逐（比最初为匈奴日逐王）耳，非敢犯汉民。”

同一时期，最初生活在东北的鲜卑人南迁至辽东塞外，辽东太守祭肜以财物引诱鲜卑首领偏何攻击匈奴，将人头献与官府接受赏赐。“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资政通鉴眠44》）东汉北部边防形势得以好转。

73年，东汉明帝派遣祭肜、窦固等将领，联合南匈奴、羌、乌桓等军讨伐北匈奴，北单于逃往漠北，除窦固之外，各路大军无甚斩获。同年，东汉遣班超出使西域，原先臣服于匈奴的各国开始转投东汉，又以窦固率军攻打匈奴属国车师，大败北匈奴援军。在此之前，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已经中断了65年。

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人入塞归附，前后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后汉书匈奴列传》）

87年，鲜卑族南迁进入原来匈奴左地，今内蒙东南辽河一带。鲜卑人进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扒下单于的皮。于是北部匈奴王庭大乱，一时之间，屈兰、储卑、胡都须等北匈奴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前往东汉边境投降。

北匈奴的处境愈加艰难，“时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后汉书匈奴列传》）南单于想趁机吞并被匈奴，汉庭同意，于是在公元89年派遣车骑将军窦宪统帅各军北伐，南匈奴出精骑一万，两军集结后在稽落山与北匈奴单于会战。北匈奴大败，汉军斩北匈奴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此战汉军“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窦宪）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资政通鉴眠47》）次年，南匈奴袭击北匈奴，北单于深受重伤，仅以身免。经此数战，被匈奴元气大伤，而南匈奴逐渐强盛，“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后汉书匈奴列传》）

北匈奴在漠北的生存状况不断的恶化，不但要面对汉军与南匈奴的追击，东部鲜卑、乌桓的进扰也越来越频繁，而且东汉又联合西域各国驱赶北匈奴势力，北匈奴势力进一步削弱，只得后退数千里以避战。

公元91年，窦宪出塞五千里，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军，蒙古草原已经没有北匈奴的生存空间，只得率残部开始西迁。鲜卑人便乘此机会辗转迁徙，占据了匈奴故地。草原上残存的十余万户匈奴人也全都自称为鲜卑人。唯有北匈奴右谷蠡王率领数千部众驻扎在蒲类海（今新疆镇西县巴里坤湖）一带放牧，并自称单于，继续为患西域。

南匈奴在这一时期势力得到很大发展，但他内部部落林立，又受到汉庭严密监管，匈奴单于威望不高，并不能统帅部族。而且东汉所任官员又非绥远之才，多轻辱欺诈匈奴人，致使南匈奴时有叛变，如《后汉书陈龟传》载：“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不过总体来说，南匈奴是东汉北部的屏障，这一时期北部边疆的威胁主要来至鲜卑。面对这一外敌，南匈奴时常与汉军协同抵御，部众也常常受到汉庭征调。而且匈奴各部与汉族杂居，已经开始汉化进程。《晋书北狄传》载：“（汉魏时）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可见南匈奴部众已与编户无多大差异，受地方官员管理，唯一区别在于不需要缴纳贡赋。

总体来说，东汉对南匈奴的控制是在逐渐加强的，但是地方长官贪暴，征调匈奴部众十分频繁。匈奴部众若反叛，必将遭到汉军严酷征讨，若不反叛，地方官吏的压榨只会愈加严重，所以匈奴单于往往夹在汉庭与部落之间左右为难，这使得单于的地位越来越低，被汉庭逼迫自杀的有，部族反叛被杀的亦有。

94年，匈奴单于安国与中郎将杜崇不和，单于便上书控告杜崇。杜崇暗示西河太守截留单于的奏章，使单于无法申诉自己的意见。单于准备叛逃，汉庭出兵袭杀单于，立左贤王师子为新一任单于。不久，新降附的北匈奴十五部二十余万人叛变，他们胁迫前单于屯屠何的儿子日逐王逢侯，立为单于，准备逃往漠北。汉庭下令讨伐，叛军大败，损失惨重，但也成功逃往塞外。

109年，南匈奴单于受汉人韩琮挑拨，率部起兵作乱，围困匈奴中郎将耿仲数月，又以骑兵寇掠常山、中山。汉军反击，单于害怕，向汉军投降，归还掳掠的汉民男女及羌人所掠转卖入南匈奴者万余人，汉庭赦免其罪。

119年，鲜卑入寇，杀掠吏民。度辽将军邓遵和中郎将马续率领南匈奴单于进行追击，大败鲜卑军。

123年，鲜卑骑兵万余人攻打南匈奴，匈奴日逐王战死，千余人被杀。次年，南匈奴单于檀去世，他的弟弟拔继位，即乌稽侯尸逐单于。当时，鲜卑屡次侵犯边境，东汉度辽将军耿夔率领南匈奴温禺犊王呼尤徽率领新归降的部落连年出塞作战，返回后又让他们到各要塞驻守。耿夔征调匈奴十分频繁，新归降的人都十分怨恨，其首领阿族等人于是反叛，并胁迫呼尤徽，要呼尤徽与他们一同离去。呼尤徽不同意，并说：“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阿族率部众北逃，汉军追击，叛军几乎全军覆没。

140年，南匈奴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反叛，并招诱右贤王合兵围美稷。护匈奴中郎将陈龟认为单于休利不能控制部下，于是逼迫单于及他的弟弟左贤王一道自杀，致使匈奴人更加怨恨，反叛愈演愈烈，直到144年才平定叛乱。

158年，南匈奴不满东汉州郡长官暴虐，诸部并叛，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汉庭采纳京兆伊陈龟之策，重新任命幽州、并州刺史，京兆虎牙营、扶风雍营的都尉，郡太守和都尉及以下的官吏也多有更换。同时减免并州、凉州一年租赋。诏拜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不久便大破匈奴部众。张奂以南单于居车儿不能统理国事，于是将其拘禁，奏请立左谷蠡王为单于。汉桓帝认为居车儿一心向往朝廷教化，所以让他继续担任单于。

187年，前中山大守张纯联合乌桓进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称弥天安定王。东汉命单于羌渠遣兵助幽州牧刘虞往讨。羌渠命令左贤王领兵出征，然而国内部众担心汉朝征发部众不会停止，于是十余万人反叛，羌渠单于被杀，国人立其子右贤王於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

到了曹魏时期，匈奴单于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中原经历过严重战乱之后，户口大为减少，统治者为弥补兵员不足的情况，调动匈奴骑兵战争的现象也更常见，而且地方豪强为了填补劳动力的缺口，招匈奴人为佃户的情况也很常见。

於扶罗继位后，杀害羌渠单于的南匈奴人于是叛变，共同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扶罗无力控制形式，只好前往洛阳向汉廷控诉。正赶上灵帝驾崩，天下大乱，於扶罗便率领数千骑兵联合叛军一同劫掠郡、县。然而当时百姓都聚集在坞堡里自守，於扶罗没有抢掠到什么东西，自己的部队却有不少伤亡。於扶罗本想返回匈奴，但匈奴人并不接纳，只好停留在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后又参与诸侯混战。须卜骨都侯于次年逝世，南匈奴单于之位空缺，由须卜骨都侯的父亲代行单于之权。195年，於扶罗去世，他弟弟呼厨泉继位，率部驻在平阳。202年，袁绍病逝，其子袁尚派遣河东太守郭援，与高干、南单于呼厨泉一同攻打河东，曹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困呼厨泉于平阳，钟繇击败郭援，呼厨泉遂向曹操投降。

216年，曹操担心匈奴户口迅速增加，渐渐会难以控制，于是命令呼厨泉单于前来朝见，曹操借机把他留在邺城，派呼厨泉的叔叔右贤王去卑监理其国事务。按照匈奴传统，左贤王为单于继任者，呼厨泉当时以兄於扶罗之子刘豹为左贤王，即是准备以刘豹为单于继承人。曹操以右贤王统领国事，目的自然是离间左右贤王的关系。后来司马师当权时，左贤王刘豹的部众最盛，时任城阳太守的邓艾建议扶持去卑之子刘猛，让其居于雁门，以分匈奴之势。司马师同意。

不但如此，曹操还把南匈奴分为五部，各设立一个贵族为统帅，并选派汉人作司马监督他们。魏末，又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属汾阳）;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郡（今山西忻州），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今山西文水）。从此之后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不过是个虚号，南匈奴汗国的政权形势就此灭亡。如《三国志粱习传》所言：“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虽是如此，但南匈奴的势力依然很强，江统在其《徙戎论》中称：“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晋书张统传》）

4、西晋初年匈奴的境遇与刘猛起义

到了西晋初年，依然不断有塞外匈奴余种内附。史书有记载的匈奴在西晋初年内迁情况如下：

265年，塞外发生大水，匈奴二万余落内附，西晋让他们居于河西故宜阳城下，与汉人杂居，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的身影。生活在塞外的匈奴主要活动在今天陕西北部、内蒙南部、甘肃东南部，与其他民族杂居，或融入其他民族，或形成新的种族。

284年，匈奴酋长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余人归附。

286年，匈奴部落大小凡十万余口降附。

287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率领一万一千余口、牛羊十余万头来降，并贡其方物。

当时迁入塞内的匈奴人种类繁多，主要有屠各部、鲜支部、寇头部、乌谭部、赤勒部、捍蛭部、黑狼部、赤沙部、郁部、萎莎部、秃童部、勃蔑部、羌渠部、贺赖部、钟部、大楼部、雍屈部、真树部、力羯部，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其中以屠各部最为豪贵，历任南匈奴单于皆出此部。又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而且在伐吴之役中，晋武帝很可能调动了匈奴部众，《晋书北狄传》载：“武帝时，有骑督綦毋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

随着南匈奴汗国政权的灭亡，中原朝廷对匈奴的控制愈加强化，这时期匈奴汉化的进程也加快不少，匈奴贵族以西汉时期与匈奴结盟，相约为兄弟，冒顿单于又娶汉朝公主，匈奴贵族便把姓氏改为了刘姓。胡人改汉姓自然属于汉化的现象，而且匈奴汉化程度要比想象的高多了，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名叫刘渊，在洛阳为人质，《晋书刘元海传》称其：“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可见他汉化之深，算得上精通汉学了。其子刘和也是“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还有羌渠单于之子刘宣“好《毛诗》、《左氏传》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可知当时匈奴贵族应该普遍有不同程度的汉化。

此时匈奴的处境除了逐渐在汉化以外，另一方面他们的地位又进一步降低，如刘宣所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这还是匈奴贵族的境遇，普通部族处境更艰难。《晋书恂传》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可见当时有大量的匈奴人迫于生计而成为地方豪强的佃户，同时也说明了此时的部分匈奴人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畜牧生产方式，转为农耕，与汉民无甚区别。

西晋初年，出自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羯族人主要生活在上党一带，即今日山西东南部，处境与匈奴无异。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即是羯族人，他年轻时也是替汉人地主耕种为生，遇到自然灾害时，并州官员大量捕获胡人卖为奴隶，石勒不幸被捕。按照西晋的法律，如果贩卖良家子将会处以重罚。《华阳国志》记载了一个故事：氐王杨难敌曾派养子前往梁州贩卖交易，私自贩卖一良家子，结果被官府捉住，梁州刺史张光便把他杀了。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普通胡人地位之低，最基本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因为内迁胡族处境艰难，又受到地方官员的压榨轻辱，所以时有叛乱，如《资政通鉴眠81》所载：“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夷夏之防也愈加严重。我们以刘渊的遭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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