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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郁达夫之路归羊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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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郁达夫之路』———《归羊》序

我在“新浪”开微博多年，可喜的收获之一就是结识了不少喜欢中国现代文学的“脖友”（微博谐音“围脖”）。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注意到了名叫“汪军东西均”的微博，以及这个微博不断介绍的“重走郁达夫之路”。“重走郁达夫之路”有图有文，图都是稀见的老照片，文则直奔主题，干净利落，因此，我多次转发并加以评论，记得有一条是这样说的：“在郁达夫研究中，他安庆时期的活动和写下的A城系列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所以，‘重走郁达夫之路’活动应该充分肯定。”

汪军是安徽安庆人，他深爱自己的故乡，对安庆这座长江之畔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特殊的感情，因此，他担任了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重走郁达夫之路”正是皖江文化研究会每年一次的“寻拍老安庆”系列活动之一。作为安徽省的老省城，“桐城派”的故里，安庆人文积淀深厚。汪军他们每年变换一个主题，发掘快要湮没的历史信息，寻拍劫后幸存的历史遗迹，吸引了不少年轻的朋友，在当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文化影响。去年他们的活动主题是“追寻黄炎培先生足迹”，我在汪军的微博上看到了黄炎培先生之子、经济学家黄方毅教授也参加了。

回到“重走郁达夫之路”，准确地说，“重走”的是“郁达夫安庆之路”。喜欢郁达夫的也许都知道，郁达夫一生数次踏上安庆土地，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一百年前，即一九二一年十月到安庆，执教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从而开启了他的教学生涯；最后一次是一九二九年九月底到安庆，拟担任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但仅一个星期即返回上海。这两次安庆之行，尤其是第一次，在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产生了《茫茫夜》《秋柳》《茑萝行》《迷羊》等“A地系列小说”。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郁达夫从日本回到上海，到泰东图书局接替郭沫若主持《创造季刊》创刊编辑工作，在初步编定《创造》创刊号目录并在九月二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出《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之后，郁达夫即乘船赴安庆，十月一日抵达，次日就到法政专门学校报到。当时安庆高校为吸引京沪当地的教育人才，采取高薪聘用政策，郁达夫教授英语、欧洲革命史等课程，月薪两百元（沈雁冰当时在商务主编《小说月报》，月薪才一百元）。郁达夫到安庆最初四天的观感，后有《芜城日记》记之，这也是目前所知郁达夫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最早的日记。

郁达夫在安庆任教的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旧址

就在郁达夫抵达安庆的当月，他的成名作中短篇小说集《沉沦》由泰东图书局初版，郁达夫由此在中国文坛上震惊四方。《沉沦》的问世，“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郭沫若《论郁达夫》），激烈的争议也接踵而至。为此，郁达夫十一月廿七日在安庆给北京的周作人寄去一本《沉沦》和一封英文函，希望周作人“出自内心对我的作品进行批评”，促使周作人四个月后在《晨报副刊》“自己的园地”专栏发表了书评《沉沦》。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为有名的“《沉沦》事件”，而这事件必不可少的一环是在安庆。

郁达夫在安庆执教这个时期，显然是《沉沦》思绪的延续。一个刚崭露头角的新文学作家，在安庆这座古城里，结识张友鸾等年轻同好，纵论中外文学，又留意日出日落，也不免醇酒妇人，这种生活正是郁达夫所一直向往的那种自然主义的生活方式。以这段人生体验为背景，郁达夫在紧张的教学之余，赶写小说《茫茫夜》，一九二二年二月寒假回上海后定稿，替代《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中预告的《圆明园之秋夜》编入《创造季刊》创刊号发表，从此拉开他的“A地系列小说”的序幕。《茫茫夜》的主人公名于质夫，作为郁达夫小说中极具代表性的“零余者”艺术形象，于质夫这个人物不仅贯穿了《茫茫夜》《秋柳》等“A地系列小说”，而且还出现在《怀乡病者》《风铃》等郁达夫早期小说之中，其影响之大，以至于郁达夫友人易家钺（易君左）在他的以郁达夫为原型的小说《失了魄的魂》（收入《西子湖边》，泰东图书局一九二四年六月初版）中的主人公也名游质夫。

五年之后，安庆的这段生活仍使郁达夫挥之不去，无法忘怀，于是他再次拿起笔来，写下了中篇小说《迷羊》（北新书局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版）。他在《〈迷羊〉后叙》中开宗明义：“五六年前头，我在A地的一个专门学校里教书。这风气未开的A城里，闲来可以和他们谈谈天的，实在没有几个人。”尽管仍是追述安庆这一段时光，地点仍在“A地”，但《迷羊》主人公的名字改了，不再叫于质夫而叫王介成。当然，不管是于质夫，还是王介成，安庆是郁达夫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却是始终如一。

郁达夫对安庆留下美好而又复杂的记忆，不断形诸笔墨，除了《茫茫夜》《秋柳》《迷羊》，他在《茑萝行》中也写到“A地”，而安庆也没有忘记郁达夫。省立安徽大学成立后，文学院又于一九二九年九月电聘郁达夫担任文学教授，月薪三百四十元，而且先预支一个月，待遇不可谓不高。他于是在九月二十九日再到安庆，入住百花亭安徽大学。第二天是“清秋的好天气”，他发信周氏兄弟等好友报告行踪。接下来几乎天天“晴爽”，他会友访古，还校读译稿，颇为忙碌。原计划十月七日即开讲“文学概论”，不料十月六日突然冒雨乘船返沪，“行李衣箱皆不带，真是一次仓皇的出走”（以上引自郁达夫《断篇日记》）。原来友人邓仲纯及时通报郁达夫有人要加害于他。郁达夫与安庆的因缘由此画上令人遗憾的句号。

上面所说的这些，汪军想必早已有所考索，烂熟于心。他还在《两个觉醒》的微博中进一步指出：“作为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的安庆，是一座铁血城市，二次革命失败后，以岳王会为骨干的革命党人对皖北倪嗣冲军阀的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新青年》集结了皖江党人，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又是一个契机。在陈独秀、胡适等旅京旅沪知识分子鼓励下，一九二一年安庆先后爆发‘六二’学运和‘驱李’运动，庆祝‘驱李’胜利的万人大游行彰显了蓬勃的市民精神。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郁达夫‘A城系列小说’的背景，他要表达的正是市民精神的觉醒。《秋柳》中的陆校长，就是郁达夫任教的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安徽知识界的灵魂人物……而延续日本《沉沦》时代，郁达夫‘A城系列小说’大胆地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和隐私欲望，又是人的觉醒，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如此为郁达夫在安庆的生活和创作定位，无疑是颇具启发的。

或许正是从这“两个觉醒”的认识出发，“重走郁达夫的安庆之路”，久而久之，汪军萌生了一个新的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创作一部小说，让于质夫仍然当主人公，让于质夫重归安庆，再现他在安庆的日日夜夜和在“两个觉醒”中的心路历程，这就是这部六万多字的《归羊》。

我读完《归羊》后发现，这部小说的行文是郁达夫式的。小说从于质夫最后一次到安庆开始叙述，不断穿插于质夫第一次到安庆的追忆，字里行间处处散发着生命觉醒的气息，以及对“两个觉醒”的强烈渴望。在《归羊》结尾，于质夫与文学院杨院长曾有一番长谈，两人共同回顾了安庆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杨院长当为杨亮功，后来也担任过安徽大学校长。安徽自治运动期间，他是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才二十多岁，与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省立第一师范校长李光炯等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时隔八年，于质夫与杨院长的精神再次发生交集，拥有这一段共同的人生记忆。这是《归羊》的激昂之处，透露出一缕光明的温暖、一丝希望的憧憬，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两个觉醒”赋予于质夫的生命色彩。

汪军的《归羊》重新构思了于质夫的大结局，虽然晚了近一个世纪。这部小说中于质夫生命意识的高扬，不也象征着郁达夫灵魂的复活与再生？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意识的对接，也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尝试。而且，《归羊》也可视为“重走郁达夫之路”的一种特殊方式。明年正好是郁达夫到安庆一百周年，小说《归羊》的出版和“重走郁达夫之路”活动的继续，是今天“A城”也即安庆市民对郁达夫的最好的纪念，故我乐意为之作序。

庚子年三月初一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归羊》，安徽文艺出版社，二〇二〇年四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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