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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工转为民用（第2页）

而日本通过国家“计划造船制度”，把造船业推上了发展高速路，1956年便超过英国并夺得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宝座。

相邻的韩国也不甘落后，20世纪70年代开始把发展造船业作为国策，提出“造船立国”的口号。1972年，韩国的蔚山船厂打下第一根桩，标志着韩国造船业开始起飞，其建设和投产之快令人惊异。到1981年，韩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造船小国成长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造船大国，中间仅仅用了9年时间。

就在中国的造船业重新起航的时候，又赶上国际上的形势也很糟。由于世界航运萎缩，当时的国际造船业正处于一派萧条之中。

1978年，世界造船产量下降到10年来的最低点。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美国、挪威、荷兰、瑞典的造船业订单下滑，均遭重创。

在当时，一位日本造船专家写道：

整个世界的船台，都笼罩着黑沉沉的阴影。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年鉴统计，1978年是世界造船业10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西方经济危机与石油提价，进一步打击了造船业，闲置油船猛增到3299万吨。英国《经济学家》报道，日本造好的20多艘大型油轮，因为船东弃船，只好漂在海上当水上油库和粮仓。

柴树藩深知，要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这个历史性的任务，首先需要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找出我国船舶工业落后的症结所在，以制定相应的对策。

柴树藩到任后，立即请来了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三菱重工总经理古贺繁一作为造船咨询专家，带着众人深入南北各大船厂调查研究。

柴树藩到沿海的船厂转了一圈后，心情十分沉重。中国的造船业在20世纪70年代却陷入了尴尬的困境，由于长期不重视民船建造，生产结构极不合理，经济效益极差，整个行业几十万人，坐吃山空，就指望着国家下达的军品任务维生。中国的造船业，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看到船厂里的景象，古贺繁一有些迷惑地问柴树藩：“几个工厂的机器、吊车到处是铁锈，有两个船坞里，野草快一人高了！这么些工人都不干活了吗？部长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

古贺繁一直言不讳：“柴部长，你们用的一些方法太落后了，世界上早不用了，可你们为什么还在重复干这种效率太低、太低的活儿呢？”

回首历史，目睹眼前长满野草的船台，柴树藩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言语给这位对华友好的日本专家解答，他只能保持沉默。

在近距离地考察过中国造船企业后，古贺繁一非常坦诚地告诉柴树藩说：“你们的造船水平至少落后世界25年。”

听到这样的话，柴树藩心中愈发难过。新中国成立快30年了，我们的船用主机，自己生产的质量还不过关，很多型号得靠进口。船壳子虽然可以造，但工艺落后，许多技术指标比国外差一个数量级，差10倍。船用设备更让人揪心，一个惯性导航的漂移度，国外标准是万分之一，我们自称达到了百分之一，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测试手段，完全是估计的。

站在船台上的荒草丛中，柴树藩抚摸着锈蚀的机械暗下决心，就是“推”，也要把中国的巨轮推下海。虽然条件不利，但中国人重来不都是在不利条件下创造奇迹的吗？

依据长年从事计划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心中有了改革发展的初步方案，船舶工业要走出困境必须以质取胜，不能靠“人海战术”拼数量。

柴树藩果断决定：六机部立即压缩战线，集中力量首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专利，组织科研攻关，尽快掌握其核心技术，同时加强管理，改造现有船厂。

这一年，六机部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00余个，总投资规模达34亿多元。

许多工程稀稀拉拉，骑虎难下，顾此失彼，矛盾重重。按原规模，以当时国家分配的年度计划投资，至少需要10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柴树藩要求各地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关键之处，不能再遍地开花。

当过国家建委副主任的柴树藩痛下决心进行清理，该停建的停建，该缓建的缓建，该验收的立即验收，119个在建项目一下子压缩到42个，砍掉了一多半。

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决策，甩掉了长期以来敞口花钱、坐吃基建饭的沉重包袱，腾出手来，对现有的企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

1978年5月，六机部在北京向阳饭店召开了直属各造船厂领导干部工作会议，这是柴树藩担任六机部部长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全行业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下一步造船工业怎么办。

在会上，柴树藩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

当人们听说要改变从前“以军养民”的方针，把企业推向市场的时候，所有的人，特别是指望着从部里拿回订单的人愕然了。

整个会议室里气氛沉闷，人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蓝色的烟雾弥久不散。

到会的各单位领导怨声不断：我们为国家干了几十年军品，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怎么国家说不管就不管了！

从三线来的干部更是声泪俱下地向柴树藩等人诉说：我们背井离乡，钻山沟，住草棚，为国防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今天弄得快没饭吃了，不给任务，我们绝不离开部里。

“打进国际市场”的话音还没落地，会场里沉闷的气氛躁动起来，人们开始交头接耳，似沉闷的阴云里滚动的雷声。

时任六机部生产局局长的王荣生回想当年的情景，他说：

那时的船厂大都是“吃不饱，吃不了”。所谓“吃不饱”就是军品任务不足，“吃不了”就是更新换代的船又拿不出来。邓小平的指示，在六机部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一时间议论纷纷，争论十分激烈。国内的船都造不好，还能出口吗？那时候，我国的年造船能力不过40万吨，仅相当于国外一个小船厂的造船能力。

望着会场上密密麻麻的一片人头，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柴树藩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大家的心情柴树藩十分理解，但局势的发展并不接受人们心中的怨气。中央对此也早有预料。中央认为大规模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国力有限，必须尽快将财力用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直接告诉老部下：“军队要忍耐！”全国开始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盘弓错马、蓄势待发状态转入和平发展轨道，庞大的军费压缩了，军品任务随之锐减，民品任务没有。

1978年，整个造船工业开工率不足40％，到了1979年，任务几乎为零，各造船厂马上要断顿，会场内外怨声一片。

厂长们都眼巴巴地盯着柴树藩和六机部的领导，希望能要点计划回去。

柴树藩干脆把讲话稿放到一边，毫不客气地对着部下自揭其短：“造船工业是近代工业，但又是最老最早的一个行业。上海江南厂113年了，是最老的厂子，大连造船厂有80年。但老不是你骄傲的资本，建国29年，我们造的船用主机过关了吗？我们的建造工艺先进吗？不错，船壳子还可以造，但造法也不高明！这些都是什么水平呢？大体还是50年代的水平。”

会场鸦雀无声，只有柴树藩那浓厚的胶东口音在回荡。

“我问日本的专家，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人家讲得比较客气，说你们的设计方法就不算先进！船舶设计、制图，还是铅笔画图，拿鸭嘴笔来描图。这个办法，35年前搞设计时使用过，现在世界上早就不用了，现在都是复制、复印。等你画完一张图，人家多少张都复印出来了，可见我们效率之低。设计计算有时一算就半年、八个月，到头也算不清楚，工具、方法这样落后，你怎么追上世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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