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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子是个什么东东（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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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子』是个什么东东

1932年7月30日，星期六，一大早，北平便雷雨交加。到晚上，又雷电大作，夜半大雨。忙完了一天工作，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的钱玄同在当天日记最后一条记道：“今年清华考对对子，陈寅恪之主张也。”（《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873页）看来此事，已像大雨浇到了北平的学界。一周后，它在民众中发酵，北平的《世界日报》从8月7日起在“读者论坛”栏中连续发表读者意见，纷纷对此事表示看法，其他报刊也在跟进。当年8月31日《大公报·小公园》中有人撰文：

本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有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人比黄花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句。这一下真苦了二千考生，因之骂声四起。在几个大报的“读者论坛”上便出现了许多指摘清华复古的文字。引而伸之，乃更出现许多文章指摘清华为资产阶级学校。自然也有人动笔来反驳了。就我每日注意的《世界日报》言之，自八月一日清华考毕，无日无是项争辩文字，直到十七日我离开北平，尚未平歇。这一“论战”也可算热闹了。

考题除作文《梦游清华园记》之外，就是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转学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墨西哥”等。因何“骂声四起”？这题难倒宝宝们了。早在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承认白话文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十多年过去了，居然还考对对子？更何况清华向来是“留美预备学校”，对英语之重视远胜于中国传统学问，考生们大概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还有这等回马枪。在各种讨论中，最为厉害的，不是跟你讨论“对对子”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意义，而是不断质问：这个“教学大纲”里有这一项吗？没有这一项你凭什么考呢？教育部没有规定的内容，你拿出来考，清华什么意思，跟教育部对着干吗？（当年讨论情况可参见罗志田：《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清华坐不住了，1932年8月17日《清华暑期周刊》第6期发表记者报道《试卷珍谈续录：差强人意》：

这次国文卷，对对子占十分，标点三十分，作文则占六十分。二千多份卷内，二篇国文做得极好的，得到满分（六十分）。一篇是极流利的散文写的，一篇则完全仿《三都》《两京》等赋作的，纯粹《文选》体，通篇皆妙。等招生揭晓后，在本刊披露，以飨读者。转学生及研究院国文，属对没有特别好的，但有差强人意者。如以“情为（如）碧海深”及“诗为（如）白雪清”对“人比黄花瘦”，及以“淮南子”对“墨西哥”。据记者所知，“墨西哥”似以对“文中子”为最妥也。

作文题，出的是《梦游清华园记》，不论怎么游，考生还能游出来，可是，对对子却淹死不少人，自然成为人们攻击的靶子。出题人陈寅恪不得不出来在当期《清华暑期周刊》上表明初衷。对于社会上的反应，陈寅恪耿耿于怀：8月17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上，他发了通牢骚，后来在9月5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又发表《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收入《金明馆二编》时改题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再次从学理上阐述“对对子”于中国语文的重要意义。一片骂声中，陈寅恪也算认真对待。不过，大师也有大师的范儿，在《清华暑期周刊》发表的那篇《关于国文题对对、作文之意义的谈话》中，陈大师上来就是这种口气：“今年国文题之前两部，对对子及作文题，皆我所出，我完全负责。外面有人批评攻讦，均抓不着要点，无须一一答覆。”在给傅斯年的私信中，他更为强硬、不屑：“清华对子问题乃弟最有深意之处……”说了一通理由之后，又说：“以公当知此意，其余之人，皆弟所不屑与之言比较语言文法学者，故亦暂不谈也。此说甚长，弟拟清华开学时演说，其词另载于报纸。总之，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曾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印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种语言统系存在……弟意本欲藉此以说明此意于中国学界，使人略明中国语言地位。将《马氏文通》之谬说一扫，而改良中学之课程。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法则测验也。”（陈寅恪1932年8月17日致傅斯年信，《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2—4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好家伙，说着说着火苗又蹿上心头，明年还要出对子，而且要占一百分！

对对子，好像是以前私塾先生操心的事儿，堂堂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为什么如此看重呢？在那封著名的《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中，他说有四点意义：（一）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陈寅恪也并非逞才出了这么道题，他是有针对性的，比如：“所不解者，清华考试英文，有不能分别动词名词者，必不录取，而国文则可不论。”“今日学校教学英文，亦须讲究其声调之高下，独国文则不然，此乃殖民地之表征也。”——现在好像也是这样吧？陈寅恪更深的一层意思在于，他认为我国文法不应当参照印欧语系而立，而藏缅语系的研究又不到位，练习对对子至少是符合我们语言本身特点的一种很好的训练。这些专门知识，就是陈寅恪说的“比较语言文法学”，老百姓也不懂，陈寅恪振振有辞也吓死人：“世界人类语言中，甲种语言，有甲种特殊现相，故有甲种文法。乙种语言，有乙种特殊现相，故有乙种文法。即同一系之西欧近世语，如英文名词有三格，德文名词则有四格。法文名词有男女二性，德文名词则有男女中三性。因此种语言，今日尚有此种特殊现相。故此种语言之文法，亦不得不特设此种规律。苟违犯之者，则为不通，并非德人作德文文法喜繁琐，英人作英文文法尚简单也。”关于陈寅恪到底懂多少种语言，精通到什么程度，至今已是神话，看他这段话里讲的，就让人晕头转向。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大多数人只能在门外溜达溜达，真正与陈寅恪讨论个一二三的人，还真没有，难怪陈大师傲气冲天。

陈寅恪的大师相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耸立清华。比如姜亮夫在《忆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就感叹：“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是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写道：

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厘文及许许多多的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最令我们惭愧的是他这个时候还在跟人学西夏文、蒙古文，每个礼拜进城去学两天。这么一个大学者，还在这样勤奋读书，像我们这些人不成其为人了！真是无地自容！……

接着又写道：

例如寅恪先生讲《金刚经》，他用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来看中国翻译的《金刚经》中的话对不对，譬如《金刚经》这个名称，到底应该怎么讲法，那种语言是怎么说的，这种语言是怎么讲的，另一种又是怎样，一说就说了近十种。最后他说我们这个翻译某些地方是正确的，某些地方还有出入，某些地方简直是错误的。因此寅恪先生的课我最多听懂三分之一（而且包括课后再找有关书来看弄懂的），除此之外，我就不懂了。［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4—95页，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这是吓死人的节奏，这样的课没有相当基础谁敢选啊，旁听陈寅恪课的燕京大学研究生周一良回忆：

一九三五年秋季，我作研究生比较空闲，抱着听听看的心理，到清华三院教室去偷听了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我从此风雨无阻到清华去听课，同时搜罗陈先生在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来阅读……当时另一点想法是，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这种认识……说明三〇年代的青年在心目中如何看待陈先生。（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同前，第169—170页）

连新文学家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日记都敬佩地写道：“读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见识、最能用材料的人。”（同前，第176—177页）这三个“最”也够吓人的了！对对子的事儿，只有像这样的教授才能镇得住，不然，大家说的话恐怕更难听。不过，对于陈大师平时的考试风格，不同人有不同说法。他学生罗香林回忆：“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而另一位学生卞僧慧则表示：“报告不及格，仍要补考。”（同前，第128页）看如今收在《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中几份他给学生论文的评语及成绩，觉得大师还是手下留情的，有三份成绩分别是87分、78分、86分，还有一份他指出三点不足的论文，给的成绩也是“及格”。

以陈寅恪智识之高远和学问之宏博，偶尔亮亮剑也是有的，1933年3月23日朱自清日记中记，他与陈寅恪一同参加研究生朱延丰的毕业考试，“下午考朱延丰君，答甚佳。大抵能持论，剖析事理颇佳。陈先生谓其精深处尚少，然亦难能可贵”（同前，第153页）。大约朱君自我感觉良好，便有下面的故事：

考试后，先生在课堂上问朱延丰自觉考得如何，朱以为尚不错，先生笑曰：“恐也不一定。”因谓：当时尚准备一题，后觉恐较难，故未问，即中古时大解后如何净身。朱迟未作声，邵先生乃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先生初闻未语，少顷，深表赞许。（同前，第153页）

偶尔露峥嵘，也让人直哆嗦啊。再说，这个问题……真是非最强大脑不能回答啊！因此，出个“孙行者”，在陈寅恪眼里完全是小菜一碟，够普罗了。所以，谈到这个对子的答案，他说：

现在国文考卷，尚有少许未完，且非尽我一个评阅。但就记忆所及，考生所对之较好者可提出一二。

对“孙行者”有“祖冲之”“王引之”，均三字全对，但以“王引之”为最妙，因“引”字胜于“冲”字，“王”字为姓氏且同时有“祖”意——如“王父”即“祖父”之意——是为最佳。对“少小离家老大回”无良好者，记得有一考生以“匆忙入校从容出”，尚可。中国文学研究所三言对“墨西哥”，字少而甚难，完全测人读书多少，胸中有物与否。因读书多，如能临时搜得专名词应对。某生对“淮南子”，末二字恰合，已极难得。（《“对对子”意义——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48—44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

后来，有人揭出考生中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周祖谟当年曾以“胡适之”作对。说自己不发表所对的陈寅恪，在三十年多后也终于重提旧事：

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见《东坡后集》柒《赠虔州术士谢（晋臣）君》七律］。“韩卢”为犬名（见《战国策》拾《齐策三》“齐欲伐魏”条及《史记》柒玖《范雎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冯应榴《苏文忠诗注》肆伍未知“韩卢”为犬名，岂偶失检耶？抑更有可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

“退之”也好，“适之”也罢，做学问到了一定的境界也有游戏的成分，学问的奥妙中必然也包含着有趣，倘若是冬烘先生，岂能想出这等妙对？不过，试想今天高考陈寅恪要出这么道题，估计不用答辩，他就得被告到班房去，堂堂考试，岂容戏谑？然而，这之中才有创造，才激发创造，才不用感叹“钱学森之问”总也找不到答案。

陈寅恪不是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大师，他自己就很喜欢对对子，并且常拿这个开玩笑。比如，他戏赠清华国学院的学生的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可不是么，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溥仪的帝师，遂有“再传弟子”“同学少年”一说。罗家伦当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即赠一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这对联中，含“家伦”二字，陈寅恪又送横批“儒将风流”，并解释：“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或许，学问之事，深窥堂奥，不会觉得板凳青灯凄凄惨惨，而是正如这般有趣，哪怕探讨一下“中古时大解后如何净身”也是益智延年的事情。

2016年4月5日晚上写完于武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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