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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1页）

朕并非优柔无能之主，诸臣若少错会意，致趋废弛之路，朕惟地方大吏是问。[48]

又于《汉元帝论》中写道：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谒，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49]

所以皇上常常使用&ldo;宽严相济&rdo;的词语。就此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层次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如乾隆元年三月上谕所云：

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元年五月戊午谕：

朕御极以来，所办之事，虽有数件从宽，特因体恤下情，于应从宽者始行从宽耳，……朕谆谆训诫，而诸大臣等不能仰体朕意，惟逞私臆揣测。

并于日后在《御批纲鉴》中说：

倘滑吏刁民窥见意旨，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50]

宋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说杂沓并进。渐至海内棼然，民生重困。苏轼云：待事之来然后应之。深得致治大体，不止为当时药石。[51]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ldo;《传》云：不密害成&rdo;，[52]以及&ldo;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rdo;，[53]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54]

不过，这样的&ldo;宽严之辨&rdo;和儒家崇拜的&ldo;宽政&rdo;，已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他在《经筵御论》里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55]

雍正十三年十月庚寅，上谕：

宽厚二字，非可一概视也。厚民生，纾民力，加惠于兵丁，施恩于百姓，乃为宽厚。朕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孳孳者此耳。若夫姑息以养奸，优柔以纵恶，听若辈贻民害而蠹国事，以待善良者待奸蠹，则适所以成其惨刻残忍，而为不宽厚之尤者也。

表明所谓&ldo;宽&rdo;的对立物并不是&ldo;严&rdo;。[56]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乾隆十六年江西巡抚舒辂奏：江西省夏月溪涧水发为患，例系有贷无赈。今则无论夏秋，一遇水发，地方官即携银前往抚恤。在小民以为例当如是，望恩幸泽，无有餍时，所费实多无益，亦于风俗有关。六月辛酉，上谕：

舒辂此奏非是。他方偶遇旱潦，虽属偏灾，而所关于民瘼者甚重。竭力补救，尚恐小民或有向隅。……岂得因愚民望泽无餍，豫存裁抑之见？况今当国家全盛之时，……库有余帑，仓有余粟。何必以一方偶需赈恤，鳃鳃计较？且朕宵旰勤求，恫瘝在已，时切于怀，亦何忍以嗷嗷待哺之穷黎，撙节锱铢升斗之米？……舒辂着严行申饬。并将此通行各督抚知之。

多年后在《御批纲鉴》（卷14）中写道：

贾谊首议积贮，晁错继之以重农贵粟。其言虽杂，出于管、商，然崇本抑末，实为足食之源也。

昭槤《啸亭杂录》亦云：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57]

如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58]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59]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

就此而言，&ldo;收敛&rdo;只是一个&ldo;顿挫&rdo;，而非一路下滑。尽管有些变化并非是一时的，如施政风格等较为表层的一些东西。

乾隆九年，流民留养资送制度初次取消之后，面对进退两难境地，五月丙申谕：

本年春间有旨，流民不必资送回籍，……今既雨泽沾足，究不若归而谋食之为是。亦应树之风声，凡流民有愿回籍耕种者，著地方官即行善为资送，亦不必强民之所不欲也。[60]

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呢。事过多年，于甘肃冒赈一案，特谕：

若因此稍涉靳固，则是因噎废食，爱民所以事天，朕如伤在抱，惟恐一夫失所，实出于中心至诚。此上天所鉴，亦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朕前旨所谓宁受万人欺，不可使视民如伤之心少懈，正谓此也。[61]

即&ldo;秋审&rdo;一事，虽一度从严，也不尽然。[62]金埴《不下带编》卷5论&ldo;重民命&rdo;：

（我朝）自太祖至圣祖，历朝积德累仁，轻刑薄罚，今圣天子尤不嗜杀，西曹所决罪，每岁不过三四十人或二三十人不等。上一狱则必宸虑详审，求其可生。诏曰：某情犹可矜也，某决尚可缓也。所谓胜残去杀者，惟我朝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