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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盟海誓始终如一我与秀涓的夫妻情（第2页）

秀涓入党后，归刘康领导，负责重庆大学的“民青”工作。开初她有些紧张，有一次我独自去北碚开展工作，她很担心，还流了眼泪，但很快她就敢于大胆工作了。1949年春，爆发了有名的“四二一”学生运动。这次运动很成功，由“尊师”“争温饱”到“反迫害”，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参加，既显示了力量，又避免了伤亡。运动取得了胜利，我和秀涓却有所暴露。组织上决定我、秀涓和康大钧同志，撤退到成都开展工作。

秀涓的暴露，还有另一个印证。秀涓的四伯父丁次鹤身为银行家，与国民党张群等上层、地方势力刘文辉等都有交往，也保护过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一天，国民党军统大特务徐远举（小说《红岩》中的徐鹏飞的原型）到四伯父家打牌，让四伯父把秀涓叫出来，当着四伯父的面，对秀涓说：“我是照顾你家老人的情面，才来提醒你；你绝不能再与你们学校里的那些坏学生混在一起；不然，……”秀涓问：“徐伯伯，请你告诉我，哪些人是坏学生，我才好同他们断绝往来呀。”徐远举说：“你真狡猾，要在我这里摸底！”徐远举警告丁秀涓，是因查获一位叫梅世蓉的同学给秀涓的信。梅世蓉在信中谈了较多不滿现实的话。这说明，秀涓已上黑名单，但她并不害怕。

回成都后，我们积极开展活动，秀涓负责大学方面的“民青”工作。解放前夕，四川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孙淑云、新生院学生会的副主席何文波，都是秀涓联系的地下党员。49年9月，我和秀涓到重庆汇报工作，秀涓冒着危险，把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带回成都。她还学会了刻腊版，油印必要的文件和宣传品。解放初期，原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王宇光同志，要她刻了一张地下党员的登记表，地下党在成都登记的同志的档案中，应该还保留着秀涓的笔迹。

为了革命，秀涓放弃了做居里夫人的愿望。

为了家人，她总是牺牲自己

1948年8月，我和秀涓结婚。53年有了女儿，58年有了儿子。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秀涓生这一儿一女，是对我们家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秀涓都分配在青年团工作，50年，秀涓在中央团校学习，毕业后任团重庆沙磁区工委宣传部长。52年，中央号召学理工科的干部归队，秀涓被调到重庆特殊钢厂中心实验室，任党支部书记、副主任。以后，我每隔几年调一次工作：从团沙磁区工委、团重庆市委、团四川省委，到共青团中央。一般说，我上调是因有了一定的工作成绩，被委以更多的责任；秀涓的调动，则是“照顾夫妻关系”，新单位并不了解她。等她做出成绩，组织上准备对她另作安排时，她又因“照顾夫妻关系”随我调动了。秀涓既懂业务，又有工作能力，这种调动埋没了她的才干。特别是两次的调动，套级别和工资时都不是就高，而是就低；而当时调动的原则是就高不就低。这对她是一种“伤害”。而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又不愿向组织上开口要求待遇。她很委屈，但为了家庭，只好“认”了。

我们注重对孩子的教育。主要是身教言教，不采用“打”的办法。据我的记忆，也是秀涓告诉我的：有一次，八九岁的女儿带着三四岁弟弟，没有对家里的人讲，跑到宿舍对门团成都市委机关打乒乓球。秀涓下班回来找不到人，很着急；找到以后，秀涓违反了“胁从不问”的原则，打了一下儿子的屁股。当时是冬天，儿子穿着厚棉裤，可能并不痛。我们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孩子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不要紧，但一定要诚实；只要讲真话，可减轻或免于处分。执行这个原则的事例颇多，以至我的外孙简化为“诚实了就不挨打”。我和秀涓在学科上均有偏好。为让孩子全面发展，我们分工：秀涓着重培养孩子对数理化的兴趣，我着重引导孩子喜欢文史地。从两个孩子的成长来看，这个目标是实现了。可惜我不爱运动，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

“文革”时我们家一度分居四地。69年女儿不满16岁，去黑龙江的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女儿白天积极劳动，晚上自己学习。此事竟受到批评，说她“不想扎根边疆”，以至影响她入团。我和秀涓都支持女儿学习。秀涓认为：无论社会怎样变化，都需要文化科学知识。71年春女儿探亲，回程在车站等候火车的一个多小时，秀涓竟为女儿讲完了一本高一数学课本。73年秋，在胡耀邦和戴云的帮助下，秀涓一人去北大荒把女儿接回北京，再让女儿回四川农村插队。女儿在农村表现很好，被推荐上大学，但体检的照片却把女儿的感冒误当成结核。当时，我因眼病住院，秀涓正患着神经官能症，思维和语言均不清楚，她“背”下我教她说的每一句话，带病去内江专区有关部门说明情况。我在医院提心吊胆，等她回来。女儿从重庆大学毕业后，无论是到上海学英语、去加拿大作访问学者、以后再次出国，都把外孙齐齐托付给秀涓。秀涓对齐齐的照顾十分周到：管学习，管生话，许多事亲自调查，连一个“歪”同学欺负齐齐，她也要去学校讲理。秀涓不喜欢小动物。齐齐有一只名叫多多的小狗，他出国前请外婆收留多多。秀涓勉强答应、逐步喜欢、进而主动关心。秀涓不了解动物习性，担心晚上关了灯，多多看不见走路。我开玩笑说，只有请外祖祖给多多配一个手电。齐齐现已在美国取得搏士学位，他最爱外婆。

在秀涓的影响下，儿子的数学也不错。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举办算术百题赛，他获得优胜奖。儿子在四川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秀涓积极支持他出国读博士。儿媳有身孕，秀涓照顾她生孩子；儿媳去美国伴读，秀涓又为他们照顾孙女，不满两岁的孙女，宣称“最爱”奶奶。92年我们去美国探亲，秀涓每天教孙女算数。

我们小家有一个传统，从64年到北京开始，常爱坐在一起“清谈”：交流思想、议论时政，戏称过“组织生活”。那时的住房狭小、没有客厅，四人就坐在大床上“开会”。以后只要团聚，就要过“组织生活”：谈近況，讲见闻，发表观点，还要就家庭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决议”。通常是各抒己见，求共存异，不强求一致。有个话题，讨论了十几年尚无共识，每次表决结果都是二比二，但大家仍有兴趣继续议论。秀涓总是为大家准备一点“吃的”，然后参与“辩论”。

秀涓对我的关心是多方面的，难以说清。

最重要的是患难与共

秀涓比我能干，对我各方面的照顾很周到。

我年轻时很活跃、也大胆，喜欢登台朗诵诗歌，模仿著名话剧演员表演台词，随心所欲地歌唱，青年学生比较喜欢我，但也引起了个别领导的不快。一有机会（如年终监定、各种运动），这位领导就动员有关同志借着某些小事，上纲上线地批评我。若干年后，有几位早年参与批判的同志，为此向我道歉。秀涓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不许我在公众场合朗诵、表演和唱歌。推而广之，50年代我两次出国，感受很多，秀涓一再提醒我不要到处对别人讲；工作稍有成绩，她就叮嘱我“夹起尾巴做人”。这类告诫，实际上保护了我。

当然，更重要的是，秀涓能与我患难与共。

1955年，全国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是一个大寃案，不幸我也被卷进去了。秀涓对我没有任何怀疑，她鼓励我正确对待。我被隔离、也不许秀涓回家；要我交待、写检查、接受批判，达半年之久。公安局抄家，连同秀涓在工厂的宿舍也被搜查。这对秀涓是很大的压力。工作之余，她学着为我织毛衣。幸好她所在工厂的党委书记李原和厂长刘培礼，是从老区来的干部，经历过40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他们没有歧视秀涓，还安慰秀涓“运动后期会得出正确结论”，叫她不要背包袱。

更大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65年，秀涓在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围攻所领导，秀涓了解这位同志，站出来讲了几句公道话，立即被打成“保皇派”，孤立起来。她每天下班回家，都会经过我家楼前的一条小巷。从公用厨房的窗户，可以看见这条小巷的起点和尽头。傍晚，我站在窗前等她，只要一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她的这一天，是否过得顺利。

66年5月，我刚从辽宁参加“四清”回来，仍主持《辅导员》杂志的工作。一两个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公报私仇，大肆揭发我的“罪行”，少年部副部长孙德胜，先给我戴上一顶“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帽子，再让我靠边站，写检讨，做脏活（打扫厕所）、累活（推装有四百斤浆糊的三轮车）。尽管秀涓为我不平，仍开导我说：这次是“审查干部”的运动，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表示不怕劳动，但如给我挂牌子，戴高帽子，侮辱我人格，我决不会接受。她又反复劝我：要能屈能伸，不要与群众对立，以小失大。在所谓“一月风暴”中，我被夺权。那是些充满白色恐怖的日子，我只能从秀涓那里，得到安慰和鼓励。

“造反派”打内战、“大联合”；68年清理阶级队伍。我被冠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的帽子，关进“牛棚”，长达11个月。好在我有思想准备，在进“牛棚”的前一夜，我要秀涓不要担心，我会经受住这次考验。我做出三条承诺：第一，绝不会自杀，就是人家诬蔑我自杀，她也不要相信；第二，不是我的问题，不管多大的压力或诱惑，决不承认；第三，更不会为了自己去诬陷别人，绝不卖友求荣。秀涓一再嘱咐我要坚强，准备承受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她说：“我不担心你自杀，自杀不仅说不清问题，还会背上‘叛徒’的罪名。”“我一定照顾好孩子，按月给你母亲写信寄生活费。不管最后是什么结论，我一辈子和你在一起。”她的每一句话，都给我增加了力量，使我免除后顾之忧；无论将会遇什么坎坷或深渊，我毫无畏惧！第二天，我果然失去自由，被关进“牛棚”；我高喊口号，抗议“造反派”的粗暴行为！以后，我写过一组《“牛棚”散记》，描述其中生活，不再重复。“牛棚”离我家很近，抬头就能看见灯光；也离我家很远，我和亲人如隔天涯。我挂念着秀涓的安危，每天晚上抬头看她住房的灯光。灯亮了，说明她回家了，这一天平安度过，我的心落下。小屋的灯光，牵动着我对秀涓和两个孩子的无限思念。

那个与“母蚊子”自动对号的人，两次在所有“牛鬼”都放假回家时，单独关我一个人，不让我回家。我曾为此感到非常沮丧和痛苦。但我突然意识到：“母蚊子”的目的，就是想用各种办法把我整跨，我怎么能配合她来打倒自己呢？何況我还有年迈的母亲、患难与共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孩子！母亲远在四川，孩子还小，秀涓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候，这样坚定地支持我，我要坚持！我对秀涓充满感激，终身难忘。

秀涓乐于助人。“文革”中，重庆武斗，三位老朋友避难逃到北京，生活困难。秀涓主动去看望他们，拿出多年来好不容易攒下的全国粮票100斤，还有现金，以表支援。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四人在成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由于过去无视健康，我出现高血压、高血脂，心脏供血不足等现象。这又成了秀涓最担心的问题。她注意调整我的飲食，支持我去疗养，每年陪我在医院输液，每晚陪我一起散步，督促我按时吃药。1985年，我率川剧团到西欧四国演出，历时40多天，秀涓把每天早中晚应吃之药，分成150多个小包，便于我按时吃药，无所遗漏。

十七年的苦难

1993年春，我们从美国探亲回来不久，秀涓病了。

秀涓患抑郁症：失眠，情绪低落，厌食，等等。其实，早在58年、65年她就有过类似症状，但被诊断为神经官能症。80年代也有过类似症状，又认为是更年期综合症。这一次很明显，她拒食，甚至有轻生行为。

华西医学院刘协和教授，决定让秀涓住院治疗。初期，她几乎每天都感到恐惧。像发生“文革”似的，感到有人要抄家抓人，要我到门外挡住来探视的女儿，千万不要她进来。

抑郁症的原因，大约有两个方面：先天因素，与遗传、人的神经系统的构造有关；后面因素，与人成长的环境和经历有关。就秀涓而言，两个方面都存在。童年时期寄人篱下，没有亲生父母的关爱；解放后历经政治运动的恐吓；后来对物价一度迅速上涨的担忧；使她的一生，缺乏安全感。

就秀涓的思想方法，我长期感到有三个问题：一是万事求全，不能容忍缺陷；二是看问题缺乏一分为二，往往只看到问题的一面；三是一旦遇到困难，就把它看死，认为无法克服。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60年，我无数次和她交换意见，她承认自己的缺点；我能感到她不断地在与自己、与外部环境抗争；我和家人也都力尽所能地支持她、援助她。不幸的是，她仍然没能逃离抑郁症的苦难。

秀涓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一个单间病房，两张床。秀涓睡一张床，护工睡一张床。我既担心夜间护工睡不好，影响白天的工作；又怕护工睡死了，秀涓有情况时她不知道。每天晚上，我坐在病房门边的一张木椅上睡觉，提高警惕，以防意外。这件事令秀涓很感动，以后无论因为什么“批评”我，她也要先肯定我这一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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