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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真实 永葆童心李致采访录（第2页）

巴金的作品也多次写到教育对儿童的重要性。1942年，我读小学的时候，巴老曾给我写了四句话：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1955年，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会上，胡耀邦同志讲了几个问题，一个是怎么掌握少先队入队的条件。他说：“你们要搞清楚，我们不是把儿童教育好了才组织起来，我们是把儿童组织起来教育。”另外一个，中国的儿童教育观念中，不少家庭和某些社会與论，总是想让孩子老实听话，耀邦同志讲，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弱不禁风的花朵，培养成小老头；要培善小孩子勇敢坚强，为小狮子、小老虎，要见风雨、经世面。

前不久，我出版了《李致与出版》一书，其中记录了我与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往事。

三、永葆青春的热忱

1949年底成都解放，原地下党领导王宇光在分配工作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当话剧演员，他说：“现在正缺干部，到青年团去。”自此，我在共青团系统一共工作了17年。

我很珍惜自己的青年时期。50年代，把14岁到25岁定为青年。记得我满25岁那天，感慨甚多，写下了一首短诗：

很早以前我就想到今天

原以为到了今天就不再是青年

到了今天我才明白

青年并不单以年龄计算

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和锻炼

永远保持青年的热情和勇敢

我们在共青团一起工作的同志，彼此有深厚的感情。在成都，无论是在团成都市委、团四川省委以及团重庆市委现在成都的老同志，每年都分别有聚会。我胸前的团徽，是几年前参加团成都市委聚会时，赠给我们这些老团干部的。

也许有人认为戴上团徽是在装“嫩”，不是的。戴上团徽，它提醒我要永远保持青年的热情和勇敢。

1955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儿童文学，叫《荡秋千》，登在《新少年报》。我的《往事》出来之后，马识途马老人说我不仅有幽默感，还有童心。前几年，我为我的狗写了一篇《多多日记》，我的狗名叫多多，想再试写儿童文学。写完《多多日记》后，我发现我确实有童心，但我的童心已经不是现代儿童的童心了，而是我那个年代的童心。尽管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小伙伴，在我现在住的院子里，也有三个少先队员是我的小伙伴，但毕竟对他们了解很少，所以没有再写儿童文学。

省青少年作协的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还被聘为顾问团成员。如有机会，我愿意和青少年作者交流，把自身写作的一些实践提供他们参考。我想对他们说：说真话，做好人；读一些中外作家的名作，不要满足于“文化快餐”；留心观察生活，注意能打动自己的人和事；用自己的语言来抒发感情，创作是有个性的，不要抄袭和模仿；习作不是试卷，可以不断修改。

四、巴金给我取的英文名叫peter

（李老递给我的名片上，E-Mail写着“peterli”，我好奇地问，您的英文名是“Peter”？意外得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开始，我很不喜欢这个名字，用中文念出来很难听，叫“彼得”。当年反美反蒋的时候，我对英文名就更反感。很多年后，我重读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克鲁泡特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愿景。克鲁泡特金的名字叫Peter，我问巴金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是。我才知道他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为劳苦大众服务。

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孙女的美国同学见了我往往叫我“HiPeter！”，“ByePeter！”特别有意思。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金第一个计划要争取活到90岁，第二要翻译赫尔芩将近一百字的《往事与随想》，写两部长篇小说，还要写五本随想录，当时大家很佩服他的雄心壮心。我想，他年纪那么大了，这么大的计划他怎么行嘛？我就劝他不要翻译赫尔芩的作品，因为赫尔芩的作品放在那不论谁翻译都行，他翻译得好是另外一回事。我说你把你的精力摆在创作上。他说不行，这件事我是答应了鲁迅的，我这人说了话就得算数。我说，你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嘛，宪法都可以改，国家的计划都可以调整，你的计划不能调整了？他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很难说服他。他说，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光工作就不学习了吗？我的翻译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我翻译赫尔芩的书，我就学习他怎么把感情化为文字。学到老，把感情化为文字，这对我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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