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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要紧的是讲真话做好人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记者专访（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人最要紧的是讲真话，做好人

——《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记者专访

走进巴金心灵的人不仅是血缘，更是精神的亲近

李致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数十年间，巴金给他写过300多封信，深入交流探讨亲情人生。巴老曾在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李致接受四川日报记者采访。

记者

采访您，有一个人是不能绕开的，那就是您的四爸巴金。巴老为什么一直写各种激励的话送您？

李致

最早是在1942年，当时《家》《春》都出版了，很多人找他题字。我觉得那些学生能找巴老题，我也找。巴老拿起毛笔，就给我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我最先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只要看见我耍，就要问：“你怎么不读书呢？”我对这一点非常不满，所以那句话符合我当时的“根本利益”。时间久了，才发现核心是后面两句——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在我一生中，很难说是不是每句话都是真的。但关键的时候，我没有说假话。

1957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走前和他谈了一次。他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对众多人来说你干什么，你喜欢什么，都没关系。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要好好做人。它早已成为我们的家训，常挂客厅。

记者

众多亲戚中，为何巴老觉得您对他的了解可能多一些？

李致

我父亲是巴金的大哥，他们兄弟感情很深。我父亲去世后，巴老把他们的兄弟之情转移到了我和4个姐姐身上。1955年，巴老回到重庆，打了个电话，我就去了。他问我需要什么，我说，我爱看书。我现有30多个书柜，不少书是巴老给我的。

1973年，我假借从北京去上海看眼病，悄悄到上海见了巴老一面，百感交集。第三天我离开时，上海雨很大。巴老很早起来，把雨衣给我披上。去车站的路上，我满脸是水，分不清楚是雨水还是泪水。后来，巴金在给我的一封信上写道，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对我的理解可能多一些。我估计，他觉得我对他的文章，对他的人，对他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都比较了解和赞同。

记者

巴老一直想您去上海帮他做事，为什么最后还是没去？

李致

巴金老年得了帕金森综合征，提笔很困难。他希望我退下来后去帮他处理信件、日记，协助编辑全集等。后来，我当选了省政协秘书长，又是5年，巴老的愿望就落空了。其实我很歉疚，巴老为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我却帮他做得很少。

记者

您一直不理解自己的父亲，最后也因为巴老，您释然了。是这样的吗？

李致

我父亲是长房长孙，本来想去北京读书、德国留学的，但必须管家里。当时家庭经济压力很大，父亲开书店，做金融。他是老好人，赚了钱归别人，赔了钱自己承担。但父亲大病之后，家庭面临破产，在走投无路时，吃了安眠药，留下一家人，生活极为困难。我第一次去上海，巴金陪我去扫墓，我说我不理解我父亲，觉得他太不负责任了。

若干年后，巴金拿出我父亲给他的4封信。父亲信中说，“我们很多地方不同，但我们有相同的父母给我们的对人类的爱。”他鼓励巴金，让他以我们家族为背景写出长篇小说。我突然觉得父亲不是自私的人，是在特定环境之下做出的牺牲，我终于理解，但理解得太迟了。

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一支笔杆子，一张嘴皮子

诗人沈重曾经说过，李致是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李致在学生时代，就发表文章针砭时弊。退休后，他再次拿起笔写作，其随笔深得圈内好评。

记者

您怎么走上写作之路的？

李致

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叫做《偷营》，虽然只是发表在当时的校刊上，但对于还是学生的我来说，已经很开心了。

我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才真正走上人生的道路。鲁迅、巴金、曹禺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记得当年我的一位老师，把鲁迅的《狂人日记》拿给我看，还给我解释了文章的意思。我突然觉得新的天地出现了，视野扩大了，就爱上新文学，自己也想写。

1949年开始，我全力搞地下工作，那时候规矩限制很多，如果随便写就会暴露自己。1950年之后，新事物太多了，工作很繁忙，也没顾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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