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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最后的年月被停售前后（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

——《最后的年月》被停售前后

我有一个保存资料的习惯，但日积月累，资料一多，有些资料很难找到。年过八旬，丢三落四，更是如此。这一次，在子女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两份有关《最后的年月》一书的信件和文件。

就从此说起：

三十年前（即1980年），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因出版部队作家丁隆炎的《最后的年月》，发生一桩公案，直至惊动了中宣部和时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

1975年，丁隆炎在资阳县人武（人民武装）部认识了彭德怀元帅的警卫员景希珍。彭德怀是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在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959年，彭德怀为“大跃进”造成的灾害，在庐山会议上写信给毛泽东，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丁隆炎在得到景希珍的信任后，听景希珍讲述了许多有关彭德怀的故事。彭德怀的品质和遭遇，深深地打动了丁隆炎。丁隆炎冒着政治风险记下了景希珍的讲述。粉碎“四人帮”后，丁隆炎在他战友杨字心（时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等人的支持下，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全省只有这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记叙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一些感人事迹的《在彭总身边》。

《在彭总身边》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好评，有不少报刊转载和电台播放。我寄了一本书给胡耀邦同志。在其后一次中宣部的例会上，耀邦同志说：“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在彭总身边》，写得很好，很感人。”听到这个话，作者和出版社都深受鼓舞。

丁隆炎也因此调到中央军委的彭德怀传记写作组。在这段时间，他接触到更多有关彭德怀的材料，包括彭总侄女梅魁的很多叙述。他为彭德怀生前最后几年的遭遇感到心痛，也为彭德怀崇高的品质所感动，他满怀激情写出了《最后的年月》一书，他认为记录这些事实是他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本书很好，我和社长崔之富，先后在审稿时流了不少泪水。当时，中央正在全面否定“文革”，我们认为尽快出版这本书对全面否定“文革”会有很好的作用，决定打破先征订后印刷的惯例，首印四十万册。出版部也大开绿灯，其他图书统统让路。

由于人们敬重彭德怀，也因为有《在彭总身边》一书的影响，《最后的年月》发行前一天，成都市新华书店人民南路分店贴出通告，第二天一早书店开门前，买书的读者就排起了长队。出版社也寄出不少样书给北京、上海的有关单位和朋友。

天有不测风雨。出人意料，第三天省委宣传部传达中宣部指示：《最后的年月》一书停止发行。请示原因，说是彭总夫人有意见，与事实有出入；丁隆炎违反写作组纪律，泄密，等等。其内容详见彭总传记写作组5月15日的信件：

王任重同志并耿秘书长，韦、杨副秘书长：

你转给浦安修同志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报告，我们看过之后，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和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大不一样。当然这也难怪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因为在《最后的年月》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一直没有人找我们核对过材料。他们仅仅根据丁隆炎同志一个人的说法，也只能得出他们那样的判断。对于这一点，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有些问题，也还需要说明。

一、这本书直接违背当前中央宣传的精神。报告中提到“不少读过这本书的老同志极受感动”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总观全书，就会发现它与1980年2月29日的中央各部发电第二号文件，《关于五中全会后的宣传问题》中规定的“不要发单纯控诉性的文章”直接相违背。例如，写彭总在一次被批斗的情形时，“人们见他满面青红交错的伤痕，衣袴几处都被撕破了，脚上的鞋一棉一单，另两只鞋显然是在某处批斗时被拖掉了，他大病在身，重伤未愈，每走一步都使他十分吃力。正当他抱着一根柱头喘息不止时，一个穿绿衣的‘首长’从远处冲刺而来，大喝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呀！’他甩开大臂，向彭总那伤痕累累的脸打去，对方立刻摔倒在地。……然后用一只脚踏住彭总的胸口：‘你，还认识我吗？’”有的人曾来信说，他们看了这本书很激动，大家议论：“彭总这样悲惨的结果，难道都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吗？林彪、‘四人帮’没有人支持敢这样做吗……”又如，书中44页，引彭总的话说：“我敢立下一个军令状，只要三年，搞不好我自己再把右倾帽子戴起来。”接着，他更大声说：“这话，我到哪里都敢说！你说你那一套好，我觉得我的想法也不错，有什么呢？大家都试试嘛！给我一个公社，让我作三年主，先给我这点权力，先把我的右倾帽子放在一边。三年一到，我不行，把我的这点权力收了，把我的帽子戴上，那该叫人多么心服呵！”这种写法，我们认为是很不妥当的，有损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原则。

二、这本书中的许多事实有重要出入。例如，报告中说，彭总在进三〇一医院的报告是经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签署同意的，还说什么“有根有据”。可是，最近经我们再三查对彭总住进三〇一医院的档案，没有周、叶的签名，也没有“此报告经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签署同意”这样一句话，更没有张才千同志送呈周总理和叶帅的彭总住三〇一医院的报告书。丁在北京时，也没有人批准他去查阅过“彭总专案组”的档案。

报告中，把彭总的档案硬要说成是“遗嘱”，把篡改硬要说成是删节，这就不实事求是。彭总这样的人物，这样重要的谈话，丁隆炎同志有什么权利擅自抢先公布，又有什么权利篡改已存入档案里彭总的重要谈话记录？

书中写的浦安修同志在太行那些事情，报告中说：“这个材料来源于太原市退休老干部刘志兰同志。”据刘志兰同志最近来信说，她并没有谈过那些话。书中写的既然是浦安修同志的事，为什么不找浦本人核对？

除了上述一些问题外，还有不少失实或作者自编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中央宣传部决定停售《最后的年月》这本书，是正确的。

三、报告中说：“浦安修同志对《在彭总身边》一书，也曾如对《最后的年月》一样，要求停售和销毁”。这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1979年2月，在成都有丁隆炎、吴定贤

、杨字心三同志，送给浦安修同志一份回忆彭总的材料，浦看后，热情地和他们谈过三次，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3月份，在北京又和老丁谈过数次，对材料提出三、四十条修改意见，还专门派丁回成都修改小样。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出版。根本没有说过“停售和销毁”。丁隆炎同志，如果对于宣传彭总事迹具有严肃态度的话，是决不会把这些好心的帮助反而当作是“阻挠”的。

为了更好地宣传彭总的革命事迹，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的宣传政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于5月3日曾向王任重部长当面表示过，愿意向四川人民出版社提供情况。现在我们再次诚恳表示，希望能同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的同志约到一起面谈。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

1980年5月23日

当时，我们并没看见这封信，但既然间接地知道这些观点，于是核对有关情況，梳理了我们的意见，在出版社党委的支持下，我和吴正贤（文艺编辑室主任）、杨字心到四川省军区找军区首长反映，除了说明情况，还表示《最后的年月》一书是出版社约丁隆炎写的，稿件经过出版社的三审，即使有问题，责任在出版社领导（在我这个总编辑）。幸好军区首长对丁隆炎也持保护态度。

在5月份之前，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一次出版工作座谈会议。我去了北京。我到中宣部出版局反映《最后的年月》一书的情況，表明不同意停售《最后的年月》。时任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副局长牛玉华都不赞成停售《最后的年月》。边春光为证实他的观点，拿出他的记事本给我看，表明他一贯反对停售。当时，有些中央部门，特别是中央党校不少学员看过《最后的年月》，对停售该书很不满。正在党校学习的、主管出版社的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陈杰（1937年入党），一贯是非分明、心直口快，坚决支持出版社向中宣部申诉，力争解除禁令。

在开会期间，我向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写了信，请戴云转呈。戴云原为胡耀邦同志的秘书、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任中宣部办公厅副主任。我们在团中央共过事，又一起被关过“牛棚”。第二天，戴云高兴地告诉我，说任重同志表示该书可以解禁，令我十分高兴。我写了一封感谢任重同志的信，请戴云转呈。可是，第二天戴云告诉我，说任重同志的态度完全变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该书不能解禁。戴云还说看见一份文件，上有主管意识形态最高官员的批示，说应该开除丁隆炎的党籍！这个批示使我十分惊讶：开除党员党籍，必须经该党员所在支部大会讨论，本人在场并可申诉，作出决定后报上级党委审批。这位大首长居然忘记了党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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