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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 毕竟是书生中华儿女杂志访谈（第2页）

如今，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早已离休在家。2012年，他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这是一个时代向另外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我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做过官员也做过多年的出版工作。”李致说，“如果非要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只会写四个词：读书人、藏书人、出书人和写书人。”

对话李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记者：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这句话？

李致：

这是著名诗人冯至1980年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说的一句话，后来成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很形象地说出了出版工作要把社会效益而不是其他方面的效益放在首位。后来，有些同志不赞成这种提法，认为它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我始终认为，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记者：

当年的川版书一纸风行，深深影响了一代人，其原因何在？

李致：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出版的图书受到了全国读者的欢迎，这是令人自豪的。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地方出版社长期奉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束缚了生产力。“文革”期间，又造成了严重的“书荒”。到了80年代，国门洞开，改革开放快速推进，读者们压抑已久的热情被释放了出来。而我们则抓住时机，率先突破了“三化”的限制，“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批精品图书，事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

记者：

作为巴金先生的侄子，这种身份对您当年约稿、组稿的工作是否有帮助？

李致：

我是巴老的侄子，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我从没有打他的旗号去活动。过去有人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搞得火就是因为我跑过去跟别人行个礼，叫声叔叔伯伯就把别人的稿子拿走了。这完全不是事实。巴老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他当年教育我，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些话我始终铭记在心。

记者：

您早年参加革命，当过官员也做过出版，“文革”期间也曾饱受摧残，却为什么能一直保持书生本色？

李致：

这可能与我的性格和成长经历有关。我从小爱读书、藏书、学习作文，后来从事宣传出版工作，与很多文化界人士意气相投，成了终生的好朋友。我早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钟爱鲁迅和巴金的作品，怀着纯真的理想与信念走上革命道路。后来虽然遭受过一些挫折与磨难，但这些信念并不曾改变。

2005年，破晓社成立六十周年之际，马识途老人为我们写下了一副“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的对联和一个“只有度过沉沉黑夜的人，才配享受天将破晓的欢乐”的条幅，就是希望我们这批人能够始终砥砺品格，保持“两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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