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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书生李致（第2页）

有一次在北京开会，我和周克芹住一个房间。会后我俩躺在床上交谈，从晚上十一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主要是他向我倾诉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他的“桃色新闻”，妻子告状，妇联干预，新华社还出了“内参”，社会上议论纷纷，说他是“当代陈世美”。当时，周克芹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不停地叹息，甚至抽泣，反复说“人言可畏”啊！

后来，我的朋友杨字心两次对我讲，李致“很仗义”，一再说周克芹的问题“事出有因”，又的确“查无实据”，不要再追究了。李致对杨字心说“总不能让他就此趴下去吧！”

李致爱说一句话：“成就一个作家是很难的，毁掉一个作家是很容易的。”他听说妇联一个刊物，要发表批判周克芹的文章，亲自跑到妇联，劝说不要发表。妇联有同志说，省委宣传部包庇周克芹。李致也不生气，坚持耐心说服，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几年以后，刊物的主编在会上公开说，“幸好没有发表，发表了就把周克芹的家拆散了……”

李致发现周克芹依然萎靡不振，促成“给周克芹出一本书”，给他打一针“强心剂”，让他站起来！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周克芹短篇小说集》。

还有众所周知的，部队作家丁隆炎写彭总的《最后的年月》，印出四十万册，被上级部门封杀，有位领导甚至说要开除丁隆炎的党籍。李致却坚持应当发行，把“官司”打到中央书记处，终于争取到了一个“内部发行”。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身上遍体都是“阶级斗争”的伤痕，极左思潮的迷雾还没有散去的年月，李致能义无反顾地保护作家，真是难得！真是“万事莫贵于义”啊！

我继续叙述这位书生的故事。

1987年各个报刊上的杂文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时杂文作家希望顺应时势成立一个杂文学会，进一步推动杂文创作。但是这个学会却是一个难产儿，只有怀孕的苦楚，没有分娩的喜悦。只听雷声响，不见春雨来。

杂文作家非常着急，四川民族学院教授、杂文作家邵建华，骑辆自行车八方奔跑，没有结果。大家认为，现在政治环境这么好，为什么成立一个民间性质的学会这么困难？

按理说，一点也不难。只要领导表个态，说一句话，或者点一下头就行了。俗话说，说得轻巧，吃根灯草。谁当领导谁知道，杂文这根“灯草”是铁丝做的，是很难吃下去的。

邵建华是个教授，对官场政治生态比较陌生。他找到了省委主管意识形态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同志态度很好，规劝邵建华说，“不要急躁。全国杂文学会尚未成立，西南地区也没有一个杂文学会，我们又何必赶在前头呢？杂文啦！惹是生非，容易闯祸。我看还是等全国有了杂文学会，我们再赶个末班车……”听了这番高论，气得邵建华教授脑子里一阵眩晕。

真是痴人只知玫瑰红，不识“乖剌”会伤人。

似乎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文友们劝邵建华不要乱串门了，去找马识途和李致吧！邵建华找到马老，马老开口就说“这是件好事情”，自己年龄大了，当个名誉会长，推荐李致担任会长。

邵建华兴致冲冲地跑到省委宣传部李致办公室。李致听了邵建华的来意，笑了笑说，“马老担任名誉会长，众望所归。我知道你们的难处，写杂文嘛！要针砭时弊，有人难免要对号入座，麻烦和是非在所难免。好嘛！我答应你们……”

同样是领导官员，面对同样的问题，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回答！

邵建华那个高兴劲，有点像“老夫聊发少年狂”，离开省委宣传部骑上自行车疯跑。

后来李致推荐我担任学会副会长，话说得更直截了当：“老兄，我们一起来干。出了麻烦，我来担着。”

马老和李致敢冲破官场政治生态的樊篱，“不以富贵妨其道，不以隐约易其心”，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正直和勇气！

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和李致经常在杂文学会开会时见面、听他讲话。渐渐地我发现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李致论述学会工作时必谈鲁迅，鲁迅对杂文的见解，鲁迅杂文的特色，发扬鲁迅精神，批判对鲁迅的诋毁，沿着鲁迅的足迹往前走。

去年我偶然读到一篇文章才恍然醒悟，李致一生追寻鲁迅，敬爱鲁迅。他三十岁生日的时候，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文革”期间被关在牛棚里，借“检查思想”为名，他重读《鲁迅全集》。他女儿十四岁生日，李致送的礼物，依然是一套《鲁迅全集》……李致担任杂文学会会长，实际上是要把鲁迅的遗风延续下去。

1959年李致母亲送给李致三十岁的生日礼物——《鲁迅全集》

杂文作家都知道，李致的爱人丁秀涓大姐长期在家养病，需要李致照料。我们每次见面，我都要问候丁大姐。因为我也曾经长期照料过病中的爱人，有一次我对李致说，“照料病人是非常辛苦的，我知道……”我以为他会笑一笑回答“是呀”。出乎意料的是他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正在考验在谈恋爱时发过的誓言。”

在这种情况下，李致还时时牵挂着杂文学会，特别牵挂学会的《当代杂文》报。尤其是每次开始“整顿报刊”的时候，有些人的眼睛老是盯着这张小报，“欲先除之……”这时候李致就“紧张”起来了，不得不为《当代杂文》报说话。

有许多次，李致到杂文学会开会，讲完话以后，对大家说，“对不起，我要早退了。家里有病人，需要照料。”每次，我都是望着他离开会场的背影，直到消失。心里涌起一种感动，一种钦敬。

我再叙述另一个故事。

去年6月，我收到李致一本新作《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封面是黛绿色的天空，下方是两抹乱云，上方是悠游的白云，白云中间泛起一片淡淡的红晕，红晕中隐隐可见一轮丽日喷薄欲出。这本著作的内容全是李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反映那个年代的混乱、荒诞和残酷……我有点吃惊，众所周知，这是文学创作和出版中的一个“禁区”。

记得1986年，巴老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他说“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防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这个建议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张爱萍将军曾多次表示支持。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我们不能忘掉这段历史。我始终相信，一个对历史无知的人，必然被历史淘汰。一个对历史朦胧的人，对未来的认识必然是模糊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段历史正在被淡忘。有些人不相信“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反对对“文革”的反省，甚至留恋、肯定那段历史。李致说《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是他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文革博物馆”。李致的新作表现出了反省历史的勇气，表现出了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感，表现出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书生的率真和执着。

过去，我一直认为这是李致的性格。

现在，我改变了看法：主要是信仰。是他对信仰的坚定和虔诚……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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