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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章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第8页）

皮肤上有了很多老人斑，排骨在里面滚动，应该在它们变成一盒白色的骨灰前，写成那本书。

“我还是去看看。”老伴儿说着走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警察怎么也打不开门和窗。老伴儿在向警察说明情况。院子里、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门终于被撞开了，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书。老伴儿坐在那本书旁边，嘤嘤地哭，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现在完成了，他走了，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老伴儿理解他。他的灵魂已经在天国，依然爱着这个娇小的老太婆。

她去买排骨了，为了给他补补身子。他不能现在死去。一层老人斑在排骨上滑动。得抓紧，在告别人世之前写成一本书，对祖国有所贡献。

他铺开稿纸。清蒸的、红烧的、糖醋的……他从小爱吃排骨。那还是在故乡。故乡的小河真美，不会老。他在水里游呀游呀，那时的皮肤紧绷绷的，也没有老人斑……

（四）“荒诞派”小说《死魂附身》（梗概）

尹明总说被一些死去的灵魂纠缠着，摆脱不掉，弄得他总是赶不上时代，写不出好作品来。纠缠过他的死魂有：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契诃夫，甚至鲁迅和高尔基等。死魂总是把他们的思想贯穿到尹明的作品中去，致使尹明的作品总是被编辑部退回来。

“文化革命”中，忽然戈培尔的死魂附在了尹明身上。尹明走了运，写起东西来得心应手，终于功成名就。

好景不长，“文化革命”过去了，戈培尔的死魂却还是不肯离去，尹明又背了运。

有一天，尹明酒醉后走失，他老婆吴幸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事中特别说明：“望见到他的人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因为他患有‘死魂附身的精神病’被死魂左右，经常言不由衷地说些‘四人帮’时代的话。”启事登出不久，便有许多人打来电话，声称发现了尹明。

吴幸根据人们提供的线索，走了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与尹明的情况相似的人，但都不是尹明，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像样。

后来，吴幸在一个茶摊上找到了尹明，他正在卖茶水。尹明说自己非常高兴，一身轻松，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死魂，找回了他自己。吴幸也做了茶摊的老板娘。

（五）“超现实主义”小说《本书出版之日》（略）

（六）“表现主义”小说《赤胆忠心》（略）

（七）“新感觉派”小说《融雪》（略）

〔注十一〕《死魂附身》一篇为詹牧师夫妇合写，主要部分是詹夫人执笔的。据他们的儿子讲，詹夫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写着玩的，詹牧师却连连叫绝。詹夫人说：“算啦，算啦，值得你这么认真！”詹牧师却激动得坐立不安，说：“你知道你写出了什么吗？真正的荒诞派呀！”那天是除夕，詹夫人烧鱼炖肉，忙得高兴，不理他。詹牧师独自捧着那篇东西：“深刻！深刻！”也陶然。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来，破坏了本来和谐的气氛。“我猜得出妈妈是在写谁。”儿子说。詹牧师沉寂半晌，似有所悟。年夜饭也没有吃好。夜里躺在床上，詹牧师问詹夫人：“你是在写我？”“没有，你别听孩子瞎扯。”“你认为我没有灵魂？”“我只是说人要有自己的主见。”“我没有主见？”“人应该自己把握住自己，别在乎虚名。”“我是名利之徒？！”詹牧师的泪水在眼圈里转，没想到连白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我没那么说，真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詹夫人万分歉意地安慰他。

“不过父亲这人有一点是让人佩服的，”他们的儿子说，“他不会为了这事就去否定那篇小说，他仍然称赞那篇东西写得深刻，并且花了不少力气去修改它的结构和语言。”

我始信詹牧师为一准人物就是在这时。虽然他的小说并非都怎么完美，但敢于涉足这么多流派的作者已不多见，每一种手法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就更可珍贵了。我确信詹牧师终有遐迩闻名之日。卡夫卡如何？生前默默无闻，忽一日声名大作，使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愧悔不及，真人物也！

詹牧师却很谦虚，说这些玩意儿都算不得什么，不过是资产阶级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的一种挣扎，纯属没落文学。“我之所以也要写一写，是因为他们太近狂妄，得煞一煞他们的气焰。我中华并非无人！我们不写罢了，一旦写来，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根本用不着什么大作家去费神。唉，想来惭愧，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却总也写不出，只好从这一侧面贡献一点力量吧。”

“为什么不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呢？”我是想安慰他。

“我总找不到恰当的角度，唉，怎么也找不到。此生夙愿怕要付诸东流了——”他说。

“您绝对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唉！”詹牧师长叹一声，出口成诗，“常恨少年不努力，老来方悔报国难，又是一年春柳绿，依然独自倚危栏。”

这时，窗外正有几个孩子“嘟嘟嘟”地吹着柳哨，柳絮飘飘扬扬。他感慨系之，又作了一首《忆秦娥》：

春光好，柳笛阵阵催人老。催人老，频添华发，壮心未了。祖逖舞剑闻鸡鸣，小舟纵笔夜继晓。夜继晓，无多好梦，佳音又少。

我决心帮助詹牧师发表一些作品。我尤其决心帮助他写好“黑色幽默派”小说，然后汇编成集。就只差“黑色幽默派”这一种了。

“精装，烫金的标题：《詹小舟小说选》！”我有几分醉意。

“不不，还是等我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再那样吧。”

按詹牧师的意思是要叫《敝帚集》，意思是：这并非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敝帚的意思是：破笤帚。

写到这儿，我又有点犯嘀咕：詹牧师何以笔头竟这般勇敢呢？连“今年西红柿又少又贵”这样的话，他也要反复申明“咱们这是在屋里说”。怎么他写起文章来却从没有冠之以一句“咱们这是在屋里写”呢？带着这一问题，前不久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师的儿子。

詹牧师的儿子正就“陕北的农林牧结构问题”同一个人辩论。我说明了来意，他笑了，用几句话就打发了我：“对父亲来说，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对付不同的事，他相应有不同的神经。对不起，我很忙。”

闲话少说，言归我们的报告文学。一九八二年五月中旬，我和詹牧师开始共同研究“黑色幽默派”，准备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三四篇这种流派的小说来。

但没多久，我们却发现，“黑色幽默派”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作。倒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他们竟让“黑色幽默派”有了这样一个特征（或说一条原则）：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虽则荒诞可怕，却又形神逼真，尽管形神逼真，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其妙处全在于此：谁都没见过，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詹牧师说。

我们连着写了几篇，都被詹牧师否定了。他说：“我们既然是写黑色幽默，就得真像黑色幽默，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迁就。我们写的这些事，虽然也荒诞不经，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大家都见过、听说过。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他最后强调说：“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

我们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师有了一个构思。

某学校吃忆苦饭，每人一个糠窝头。红五类学生问黑五类老师：“好吃吗？”老师忙说：“好吃，好吃。”学生怒目圆睁：“这么说，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好吧，你再吃三天！”老师又吃了三天糠窝头。学生又问：“好吃吗？”老师又赶紧说：“很难吃，很难吃。”“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很不错了，”学生说，“而你倒说难吃！你再吃三天！”三天后学生又来问，老师回答：“我准备继续吃下去，像你们的父兄那样，一直吃到全国解放。”

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您自己倒忘了‘没有发生过’这一原则。”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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