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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思考（第3页）

“类似你这种想法的多吗？”我追问她。“至少汉学系的学生，都具有和我同样的观点。”尼娜侃侃而谈，“我觉得中国文化内核部分，不仅重理，而且重情，这一点对我们影响非常之大。这也是我热爱中国的根本原因。”“谢谢！”我对尼娜表示了诚挚敬意。……

晚上，一位德国朋友带领玛拉沁夫、莫言、金馊和我，去参观汉堡红灯区。由于汉堡是欧洲仅次于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大海港，各国海员登上汉堡这个海滨城市的非常之多，因此，妓女这个行业，冠联邦德国各大城市之首，而这条红灯街，也成了汉堡的不夜之街。

各色的霓虹灯，闪着光怪陆离的眼睛，在变幻莫测的灯光下，性商店、性录相电影院和在街头上的裸体春宫照片，比比皆是。这和干干净净的波恩街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小镇乌帕塔尔那些纯洁可爱的青年男女，如同是两个世界中出生的胎儿。

法国虽是浪漫色彩极浓的国度，但对妓女有若千规定，其中之一就是不许在大街拉客；我在巴黎街头穿行时，看到她们只是浓装艳抹地站在门口，不对行人强行阻拦。可是汉堡的妓女，似不受这样的约束，她们站在街旁，肆无忌惮地向她们认为可以涉猎的行者，动手动脚。

金嫂处低声提示我们一声：“快看！”只见一个裸露出上半身的妓女，一只手抓住了一位行者的领带结，另一只手抓向了行者的生殖器部位，半媚态半强制地把这位男性往门口拖。

这实在是使人心惊胆悸的场面，我们赶紧从路边转向街心，生怕道此噩运。那位德国朋友似也司空见惯，告诉我们不要怕，我不解其因地问：

“为什么？”

“这些人目光十分锐利，不会把我们也当成捕猎对象的。”他胸有成竹地说：“近几年，由于人们恐惧艾滋病，妓女生活大不如前。汉堡过去很少见刚才的现象，现在可是另一回事了！”

他还告诉我们，汉堡虽说是联邦德国的土地，但在这儿为娼的，不仅仅是德国妇女，她们有的来自荷兰，有的来自意大利、日本和南朝鲜……但是，这些行业，却污染了联邦德国的空气。他指着红灯区街头的灰楼说：“那是专门负责维持红灯区秩序的警察局，这真有深刻的讽刺意味。”

“这就是说，法律保护卖淫了？”我问。

“当然，这儿共有五百家性商店和妓院，三千名妓女，一百多名警察。”

我看看这条不夜街，内心颇为惶惑。因为这条街上青年人来来往往，不能说他们都是来宿妓的，但出入性商店、性录相电影院的却非常之多。其中，不但有男性青年，也有少数女性青年，他们到这儿来寻求感官刺激，一只脚已踏迸堕落之门。

夜色更深，我感到汉堡的寒意，白天，养老院中的老人，已使我如嚼酸果；汉堡之夜，我的心犹如吞噬了冰蛇。记得，漂亮的尼娜小姐，在和我闲谈时，曾让我看她兜里掏出来的一件东西，那是一个小得如同袖珍电筒似的玩艺，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小手电筒，她莞尔一笑地纠正我说：“不！这是一件秘密武器！”

我很迷惑。

“这是一个小小催泪弹。”她说，“如果一旦遇到不正经的男人在夜间拦路，只要捏一下机关按钮，就会使对方鼻涕眼泪一块往外流。我可以借机逃之夭夭！”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我惊愕地问道。

“仅仅用过它一次，证明它确实有防身的威力。”尼娜小姐从侧面回答了我的询问，“我希望不要再碰上第二次，因为那还是挺吓人的，尽管我用这颗催泪弹当护身符咒逃了！”

回想起尼娜这番话，更感汉堡之夜的冰冷。第二天早晨，我在餐厅碰到了赛德尔夫人，抽象地告诉她说：“那些‘不好看’的东西，我浏览了一下，实在不怎么好看，并有伤德意志的体面。”

她好像猜到了“不好看”的内容，认真地说：“仔细观察下去吧！你会看到一个完整的德意志。”

五、冷热交织的国土

我在寻找。我希望我对德意志的素描接近准确。在科布伦茨我看见德意志的精神脉络，在汉堡我胃见依附在这个肌体七的霉斑。进取的和颓废的，深沉的和浅薄的，遥相对立，若同南北两极。

静夜深思，也许任何民族意识都是由不同颜色的“七巧板”组成的。旦是由于东、西方自古以来哲学的相异以及文化心态演进不同，影响了“七巧板”的组合方式。费尔巴哈在1839年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中，曾经指出谢林的东方主义和黑格尔的差异：东方人3为统一而忘掉差别，而西方人又因差别之故忘记了统一。东方崇尚永恒不变，甚至迟钝到无感觉状态；而西方人对其差别的多样感觉性，又澎湃到幻想病者的狂热程度。在这里，费尔巴哈深刻地剖析了东方西方人的心态差异，并指出东方西方各自的心理劣势，应当说是十分精彩的论述。

由此，我想到红灯区的光怪陆离，固然反映了联邦德国的病态，是不足计会的病态表现呢？记得，张洁的爱人孙友余同志，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两个青年人去法院离婚，法官询及其原因，是因为不生孩子。法官让他俩到医院去作检查，结果检查出了结婚好几年的女方，处女膜居然完好无损。后来才弄清原因，因为男女双方都没有接受过性教育，没有性知识，因而没有一次真正的性的结合，经医生指点，男女双方撤回了离婚起诉。这个事例，不能不被视为性封闭的。

直至今日，性教育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哪怕是某位作家的作品，触及了一点点必须的性描写，立刻被视为有伤风化。于是“救救孩子”或者“作品是流氓教唆犯”之类指控，便飞向作者的单位和报纸。但很少有人深一步透视这种舆论的恶果，即使是有人在报纸上轻描淡写地呼吁了几嗓子，但也引不起什么回声。这是不是我们另一种封闭的麻木现象？！

但是查查联邦德国和中国的生殖率，就会发现我们虽实行计划生育，但总是突破指标，人口超限；而联邦德国则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给予婴儿母亲许多福利措施，如分娩后的10个月，每月给母亲6百马克；10个月之后，还有各种福利保证，但联邦德国的出生率，却比应出生率少千分之二。当然，这不单纯是一个性教育的问题，但也不能把性科学的成就排除在外。这是辗转反侧之后，从红灯区得到的反面启迪。

汉堡是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红灯区魔影的覆盖面积，毕竟仅仅是城市的一隅。绝大多数的青年人，对此不屑一顾，尼娜只是其中之一。次日上午，中国作家一行去汉堡大学与汉学系学生见面，更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那些金发碧眼的青年男女，向中国作家们询问的话题，都是关注中国社会和人类的前景问题。比如：中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否是极左思潮的回流？中国“文革”是否还有土壤？……理性的思考在这儿闪光，这是德意志未来的希望。尼娜小姐为了让我们对德国的大学有所了解，她充当了向导，带我们参观了图书馆。没有嘈杂的声音，只有翮动书本的声音，青年学生们在这儿寻求知识，安静得如同没有人迹的幽谷。

中午，汉堡大学中文系讲师关愚谦先生特意安排我们在大学生食堂进餐，使我们有机会一览学生们的伙食。每个卖饭窗口都排起长队，这点和中国大学没有差别，伙食共分1.5马克到5马克5个档次，食物并不比中国大学里好。联邦德国的富裕在这没有体现，学生们追求着节约和刻苦的风尚。和中国大学生食堂不同的是，厨房脤务人员卖饭的速度非常之快，食堂大厅远远比中国大学的要宽敞明亮。仅此而已。

看完群体看个别。下午，尼娜小姐再次充当向导，把中国作家拉到她家去做客。一幢幢别墅式的洋房，一片片绿茵和家庭花园，尼娜家的一条小黑狗迎面扑来，叶文玲、王安忆吓得连连后退，并发出害怕的尖叫；只有部队作家莫言巍然不动，但却举起两只手，连连说道：“别咬我了！我投降！我投降！”

尼娜将莫言的诙谐，翻译给她父母听，父母皆朗声大笑。不知什么原因，那只黑狗真的不再叫唤，我悄声对莫言说：“你要是拿枪上阵，也要举白旗。”

莫言道：“你以为我是对这只狗投降吗？我是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表示折服，难道这不对吗？”

“是不是见景生情，想起你那高粱地边泥巴房了？”我挖苦他说。

“也想泥巴房里的她。”

“你小子实在没出息！”

“将来我和她也盖这样一所小楼！”他嘴一歪，露出莫言式黑色幽默。

尼娜家这幢漂亮的3层小楼是花90万马克购置的，经过修补和装饰又花掉一百多万马克，价钱是相当可观的了。可是我发现在这幢楼里只住着尼娜和她父母3个人。她74岁的外祖母虽在场，是为迎接中国作家特意从外地赶来的。

尼娜父亲现在64岁，职业是建筑师。他身材结实，面孔红润。但是头发已经雪白，这更增加了他几分男性风采。尼娜母亲49岁，在家主持家务，花园及楼台上几十种花卉，都要靠她照料。这是一个十分和谐美满的家庭，据尼娜分析和谐的原因就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尼娜中文学成在台湾，已经几次陪联邦德国旅游团去中国大陆观光。她卧室里陈设着许多中国工艺品，如台湾的扇面，福州的漆器，北京的戏剧脸谱，广州的布娃娃……她书架上陈列着中国书籍，其中还有《金瓶梅》；墙上挂着郎世宁《百骏图》中的一折，足以证明她涉措中国文化之深。父母又极其宠爱这个宝吸女儿，受中国文化影响则是自然的了。

我曾就参观汉堡养老院的感触，和尼娜的父母攀谈，他们深信尼娜不会把他们送到那儿去，女儿将对他们尽中国之孝道。尼娜父母都认为，家庭之间的冷漠，不仅仅是联邦德国的产物，是整个西方工业社会的怪胎。她父亲还希望中国经济腾飞以后，不要仿照欧洲感情模式，人与人之间结冰，甚至返祖到冷血动物。

在遥远的欧洲，能听到这样的谈吐，十分难得。这足以证明，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土，也并非都消失了家庭和群体的感情意识。当然，像尼娜这样的家庭究竟在联邦德国占多大比重，我缺乏调查，手中又没有翔实的材料，因而难以奉告读者；但是透过这颗社会细胞看德意志，说它“已然是块冷土”，是缺乏依据的。

汉堡是一块冷与热交织的土地！美丽和污垢在这儿同时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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