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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思考（第8页）

第一个名叫皇家广场，义名国家广场。战争前夕，这儿原本是一块大草坪，希特勒上台后，巴伐利亚人为了向魔鬼敬献忠心，铲去了草坪，铺上了2.6万方石，以便希特勒来慕尼黑时，在这个广场上阅兵。围绕这个广场的建筑，原为纳粹党慕尼黑总部，是法西斯德国在南方的神经中枢。历经战后42年对战争苦果的咀嚼，巴伐利亚州人终于认识到这是耻辱与罪恶的标记，于1987年开始，拆除皇家广场铺着的一块块方石头，恢复战前的草坪。我们到这个广场参观时，拆卸路石的工程尚未完成，一台黄色的长臂吊车，正在把拆下来的石块从空中送上卡车。德国友人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其实，这个工作早就该做了，巴伐利亚州人有珍惜‘光荣’的传统。如果在德国的北部或中部，你们就赶不上看现场的拆毁工作了！这算是你们的幸运。”

第二个广场名叫卡洛林广场，与“皇家广场”距离不过百米之遥。广场中心设有约30米高的方形纪念碑。德国友人说：“这是一个‘光荣’印记，1812年巴伐利亚人愚蠢地追随拿破仑去进攻俄国，由3.2万人组成了据说英勇善战的巴伐利亚军团。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归来时只剩下3千人，2，9万名巴伐利亚人当了异乡异土的野鬼！”

我看看广场周围，发现不高的小楼门口，悬挂着美国星条旗。经解释才知道这儿是慕尼黑市的美国文化中心。德国友人含蓄地说：“是呵！我们非常感谢他们，1945年他们的飞机不去炸附近的军火工厂，偏偏在慕尼黑上空频繁地进行轰炸。战后，这儿是一片瓦砾，盖起了楼房他们又来进驻了。不过也有好处，这儿常常成为反美示威的活动中心：越南战争时有人到这儿抗议，在联邦德国部署‘潘兴式’导弹时，这儿不断有人来游行示威。巴伐利亚人毕竟在不断进行着民族性的调整，但愿巴伐利亚人不再随着星条旗的挥动，使这儿再出现第二座方形纪念碑！”

第三座广场名叫纳粹年代殉难者广场。矗立在广场中心的纪念碑十分别致，碑身不高，上空下实，呈青铜色。在纪念碑上端的空格格里，点燃着长明灯火，日日.夜夜祭悼着在纳粹年代，被法西斯绞死的英灵。据这位精通德意志历史的德国朋友说，尽管巴伐利亚人有着忠君思想，但当年，德意志的先进分子中间，还是不断出现反法西斯组织，一旦被发现，这儿就是他们的归宿。

“这儿常有人来进行祭祀活动吗？”我询问德国朋友。

“有，他们给亡灵献上一束束鲜花。”

“卡洛林广场方碑前呢？”

“比较少见，偶尔也有鲜花。”

“这都是对历史重新咀嚼回味！”我问，“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德意志对过去的反思是不够的。”这位德国朋友侃侃而谈，“比如住在这个广场周围的市民，他们在邮递信件时，常常不写寄自‘纳粹年代殉难者广场’这个人人皆知的地方，偏偏省略去它，而写上什么什么街道。这足以证明，德意志的繁荣富足，正导致一些德国人忘记过去！你该知道，一个没有深刻反思自己残缺勇气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说着，他拿出一叠早已准备好了的照片，给中国作家们过目：照片上除了瓦砾就是焦土，一个可怜的德国儿童正在废墟上木呆呆地站着，样子是在寻找他的父母。另一张照片，拍摄得很有象征意义，楼房已倒塌，在断垣残壁中，一只象征巴伐利亚民族的石狮，却还完好无缺地站在那儿，石狮的抖鬃仰啸之状，不正是不屈的镰意志的象征吗？

尽管这位对德国历史了如指掌的德国朋友，说巴伐利亚人对历史的反思不够，但我想这是由于他对乡土爱之深、痛之切之故，整个联邦德国就是在深刻反思过去的支撑点上，建筑起今日的徳意志的繁荣的。至于酎近市民不愿意在信皮写“纳粹”字眼，这似乎不能说明就是忘记了过去。我昔日在劳改队改造时，写信时常常不写上“劳改队”的字样，而写“某某农场”，这样做是出于羞耻心；对慕尼黑市住在这个广场周围的市民，能否这样推测他们的心情呢？！

这位联邦徳国的历史教师，给我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在一天的慕尼黑市参观中，给了中国作家很多有益的启示。他通晓德国历史，更了解世界的往昔和今天，因而所有对民族自身的剖析，都是站在世界高度的。这种视角，不但能够发现自身的缺陷，而且会不间歇地完善民族自身；我们则常常对自己用一种仰视的角度，总是发现自身崇高伟大，殊不知这正是民族腾飞两翼上的沉重坠石。如果我们也具备了这种对历史的视角，一定会找到我们自身的残缺，就不会连“文革博物馆”的建立都不敢问津了。难道不是吗？

十二、“邦克”的鸡冠头及其他

在慕尼黑确实也有不尽人意的事情。我们下溻的饭店名字叫“大都会旅馆”，我的卧室窗子临街，我常常在晚上推幵窗子，手倚着窗台向街上眺望。一边观看熙熙攘攘的街市行人，一边思考着我所见的德意志……

街道对面是个地铁入口处，出来的人进去的人，都是那么步履匆匆。仿佛在这灯光之下的夜晚，也有许多事情等待他（她）去做似的。耐心细看，发现也不乏闲散人流，在大街上无目的地晃荡。我惊奇地发现，那些脚下生风的行者，多是衣装楚楚的知识阶层；而那些在街市消磨时间的，经常是社会底层的青年（包括一部分在联邦德国做工的黑人）。

紧挨着地铁出口，是霓虹灯闪烁的性电影院，那些步履匆匆的人，看也不看橱窗里的性照片，总是旋风般快步而过；那些在街上闲逛的青年，则百分之百无一例外地要在橱窗前停步，或看上几分钟的春宫照片，或干脆走进性电影院大门，我掐着手表进行过统计：从晚上9点半到11点之间，走进性电影院大门的有68人次。个别的青年旋即折身出来，大概是不想花那14马克；而绝大部分青年，则成了里边的座上客。其中，也包括少量的中年男人和个别的女郎。

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两个衣衫不够整洁的男性青年，从性电影院出来，东张西望了一阵，好像猫儿寻找老鼠般地浪荡街头。恰巧，地铁入口处，停留着一辆推运行李的小推车，第一个青年飞起一脚，把那辆小车踢出去丈把远；第二个青年又跟上去一脚，把小推车踢到马路中心，然后彼此相视，哈哈大笑，好像这两脚踢掉了他们想发泄的什么情绪似的。这时，从十字路口拐过来一辆小轿车，见马路中心倒着这架小推车，便停车开门，把小推车推到地铁入口处；那两个德国青年，叽哩呱啦地叫唤着，看表情是在骂这个司机多管闲事。司机也是个青年人，起始对此表示沉默，后来索性把汽车幵到了路边，把扒去的外衣往车顶一扔，摆出来要教训这两个无赖的架势。这两个青年看见来势不妙，扭头就跑，但跑到地铁入口处，最后又赏了那辆小推车一脚，把这辆推车又踢到马路中心，然后下了地铁入口处逃之夭夭。那青年顺地铁入口处，向下望望，大概已不见了无赖的踪影，便走回汽车。他的手已拉车门，见那辆小推车躺在路心，便把车门先关上，重新把小推车推回到地铁入口，之后开车远去。

我趴在窗口，如同看了一幕电影，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我看见的是两个德意志。它的后来人，有的在秉承德意志的认真严肃；也有的显示着放荡不羁，与德意志精神大相径庭，这些复杂的色彩，组成了德意志的万花筒，各种力量都在这块土地上萌生发展。

听德国朋友说，在慕尼黑有新纳粹分子的成员，其数量居联邦德国之首。此话是否属实，没有文字材料佐证，但是中国作家在汉堡停留的短短几天，深深感到和波恩等城市气氛不尽相同，却是真实的。在汉堡和西柏林街头，曾遇到过少许的“公鸡头”，这是怍家们根据其头形杜撰的名称，西德人把这些青年称之为“邦克”。在慕尼黑看到的更多一些，他们把头发剃光，只留前额到脑后中间一条耸立起的“森林”，上边涂染成各种颜色，形状非常像公鸡的头冠。如果单纯从审美价值上去评断这些“邦克”，不过是追求廉价的新奇而已，并不涉及什么严肃的社会内涵，但是西德学习汉学的青年朋友告诉我，这些“邦克”的头形，不仅仅是审美意识范畴中的事情，他们既表示对社会的玩世不恭，又表示他们是秩序的叛逆。他们单独行路时，显不出有什么奇异的东西，一群“邦克”集结一起，则成为社会关注的不安因素。我记得，在“幻想世界”游鬼洞的当天，一个“邦克”目不斜视地向我走了过来。我神经有些紧张，但他走到我面前，却是向我借火；我不但借给他打火机用，并送给他一支“阿诗玛”牌香烟，他连连向我表示谢意，像个普通德国青年一样。又有一次，我们在西部城市特利尔（马克思的故乡），参观该城遗留下的罗马“大黑门”时〖罗马人占领特利尔时的战争遗迹，它状如一座中国古旧的城门楼），有几个“邦克”打扮的西德青年，带领一群男男女女，举着一面旗，向城门楼上一边冲锋一边歇斯底里地狂叫着。各国游人皆侧目观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我第二次去特利尔大学讲学时，我才从中文系教授乔伟先生处得知，其中很可能有新纳粹分子，他们在表现战争中的冲锋呢！我回想了一下，此话有理，因为他们狂喊之后，把一面旗插上了大黑门，虽然那面旗帜不是纳粹的乐字旗，那是因为有瞀察对他们的行动进行监视。

在慕尼黑另一件刺激人神经的事情，是我们接受了一次报纸采访。那天，我们在巴伐利亚已故著名的喜剧演员法兰丁的博物馆和德国朋友开座谈会。中间，来了两名记者，要对我、莫言、王安忆、叶文玲进行采访。我们首先被引到图片橱窗前，观看一幅与法兰丁生平无关的戒烟宣传画，那是一幅肺部解剖图，上面标明烟草中的尼古丁对人体的危害。我们正面面相觑地不知此举何意，照相机闪光灯已经闪亮了。第二天，一家报纸上登出来中国作家访问法兰丁博物馆的简单消息，但令人不解的，是旁边配发了一幅占相当篇幅的大照片，照片上突出了小说家莫言吸着烟，看尼古丁对柿部危害图片时的神态。这张报纸刚刚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大家都懵了，实不知这家慕尼黑报纸，为什么要刊发这样的一幅照片。莫言二话没说，拿起报纸，便嚓嚓嚓地一阵响，报纸在他手里变成了碎纸片。他脸色煞白地说道：“把中国作家当成廉价的宣传品，简直岂有此理！”

经他一说，大家醒过闷来了。原来是用我们来宣传戒烟。

玛拉沁夫称赞说：“莫言撕的很对！”

“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叶文玲说话快得如同机枪连射，“应该对这家报馆提出抗议！”

“……”其他作家也对这张报纸纷纷发表评论。当然，其中也有不乏认为“莫言小题大作”之说，而我则十分欣赏莫言之举，这至少说明他在异乡异国，没有某些个别作家身上流露出来的奴性。

反证一下，似也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在德意志的严肃中，也掺杂进来不容忽视的巫术’在波恩的B教授，以中国作家为他沽名；在慕尼黑，也发现报纸记者缺乏诚意地把中茵作家当作某种宣传筹码。小巫大巫都是巫，理所当然地引起自尊自爱的中国作家的愤怒。

可惜，我们拿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正是告别慕尼黑的淸晨。面包车在旅馆门口等候我们，汽车喇叭在催促我们上车。

十三、又见古堡，又见残缺

使我们惬意的是：此行我们已穿行联邦德国大部分城市，先是从波恩向南到汉堡，然后向东去桕林；从柏林折回波恩后，汽车一路南下，直抵靠近奥地利的慕尼黑。下一步，我们将去一个休养地——离波恩市80公里的磨房山庄。

归途上，经斯图加特市。这是“奔驰”汽车工业所在地，因时间关系，我们没能去观摩一下“奔驰”汽车工厂的雄姿。但是，在联邦德国的条条高速公路上，“奔驰”俨然是汽车之王。除了它的性能绝对可靠之外，就是它的坚固性，因而在联邦德国的土地上，只有极少量的日本汽车行驶。西德人充分依赖自己的汽车工业，他们买“奔驰”、买“奥迪”、买“大众”牌汽车，绝不能把钱花在日本的进口汽车上。

德国朋友查艾克告诉我，有一次德法边界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几辆汽车相撞，被撞坏了的只是那辆日本汽车，而“奔驰”只被撞坏了前灯和尾灯。驾驶日本汽车的主人，伤重而死，而“奔驰”汽车的主人安然无恙。类似这样的传说，经常可以听到，这绝非是西德人“老王卖瓜”，而是实情。记得，我在儿时练习骑自行车时，骑的就是一辆德国倒轮闸的“蓝牌”车，我家在山区，路上尽是疙疙瘩瘩的石头，学骑车时难免磕磕碰碰，当时“蓝牌”车就以其坚固闻名于中国北方乡村。1984年，联邦德国的大众汽车厂和上海汽车制造厂合作，生产出来的“桑塔纳”牌轿车，也具备坚固耐用的优点。特别是近来中国青岛电冰箱厂和联邦德国电冰箱厂合作，诞生的“利勃海尔”电冰箱，不但一举成为中国老百姓信得过的紧俏商品，在国际性电冰箱评比中，又压倒群芳，独占鳌头，成为实用、耐用的电冰箱之冠。从工业生产上去解释，只不过“质地优良”四个字，但深一步去挖掘一下原因，就显示出德意志民族性格中严肃认真的精神，因而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的撞车事件，“奔弛”能撞毁日本车，而本身只伤毫毛，是完全可信的。斯图加特市也因其是“奔驰”的诞生地，而在世界享有盛名。

过斯图加特，我们在海德堡逗留。全市共15万人口，大学生就占了其中近3万人，因而被称之为“大学城”。这是一座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受到战争惩罚的城市。据说在大反攻中，盟军一位负责前线指挥的将领，青年时代是在海德堡大学度过的，仅仅是出于感情上的因素，而使海德堡免遭盟军的轮番轰炸。

但是，使我诧异的是，在这座美丽的小城里，也保留下与它面貌不相容的残痕，那就是矗立在山坡上的一座中世纪帝王的宫殿和古堡。398年以前的1689年，法国军队曾经攻占了海德堡，将这座普鲁士王朝城堡毁之一炬。现在孤零零站在那儿的是没有门窗、坍埸了墙壁的败落城堡轮麻，当我们的汽车进入海德堡市区，沿内卡河缓缓行驶时，我们敏感地发现这座与城市美丽姿容极不协调的硖旧城堡。

停车后，赛德尔夫人领着作家们去参观王宫一据说那里保存着普鲁士王朝一个能装22万多公升啤酒的特大橡木酒桶。我对王宫珍藏没什么兴趣，便在古堡附近麻扬徘徊。

海德堡上空落雨了，我支撑雨伞，在伞下望着烟雨迷蒙中的这个历史古迹。先是张承志，后是莫言，为躲雨也跑到伞下来，于是我有了谈论这座古堡的伙伴和契机。

“德国人非常喜欢保留残缺！这座小城又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这是保留历史原貌的表现！”研究蒙古历史的学者兼作家张承志说，“哪怕它是不光彩的，或者说是失败的，都保留下来，这很不易。”

“这块土地上的人很务实，对历史不装饰，不扭曲。”莫言没有长着一副哲人的面孔，但谈吐颇有哲人的韵味，“只有心理上有残缺的民族，才喜欢将历史功利化，追求并不存在的完整。”

我提出重新修复圆明园的问题，我们结论是一致的：没有必要去劳民伤财，以修复了的辉煌，来掩盖昔日中华民族被弱肉强食的历史！

可惜，雨渐渐小了，这两位文友先后离开雨伞，去了他们各自愿意去的地方，使开了篇的讨论，没有能深入下去。独自一人眺望残破古堡，倒也别有情趣，我联想起科布伦茨的“威廉一世”的荒芜台基，又想到西桕林被炮弹削去了脑袋的教堂……这一切表面看去似乎是无联系的个体，仔细想想又是串联在一起的群体；而串联起这些残缺的红线，就是德意本认真严肃的总体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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