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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 天津教案（第1页）

“曾国藩全书（..）”！

篇十天津教案

一、奉旨赴津

外国列强在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于是他们开始在中国设置天主教堂，进行教义的传播。天主教主张仁爱，但骄傲自大的洋人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加上他们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教民加以维护，干扰地方政府，因此，教堂与中国民众之间存在的隔膜与仇视一直都是很深的。

天津望海楼教堂是在咸丰十年建成的，教堂建成后，因教士强行占领了许多农民的土地，仗势欺人，因此附近的百姓都很痛恨他们。同治九年五月，在法国天主教堂设立的仁慈堂里，教堂收养的三四十个孩子一下子全都死了，附近的百姓都感到非常震撼。纷纷传言这些孩子是受了教堂的迷拐，被挖出眼睛、掏出心肝致死的。同时，百姓们又逮住了用药迷拐孩童的武兰珍，并送他到官府去，武兰珍承认迷拐幼童是在教会的指使之下干的。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地方官便领着他和教堂进行对质，当时有数万名民众都聚集在教堂门口。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蛮横地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因崇厚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他便当着崇厚的面开枪恫吓。崇厚无奈，只得让几个人去教堂劝阻。丰大业走出崇厚衙门的时候，恰好碰上天津知县刘杰要到教堂去维持秩序，丰大业便前去辱骂刘杰，并且掏出枪来把刘杰的随从高升打死了。旁观的百姓再也忍耐不下去，当场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打死。同时焚毁了法国的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甚至毁坏了英、美设在天津的几座教堂，还打死了另外二十名外国人，这就是当时令中外震惊的天津教案。

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法国把各国的外交官都联合起来，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且在天津、烟台一带集结兵舰，扬言说，如果不按照法国的要求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天津将会被夷为平地。

清廷闻知此事后，感到事态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便于五月二十五日令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前往天津和崇厚一起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五月二十六日谕旨下到了河北保定，命接任直隶总督才十五个月的曾国藩去天津把这一案件处理好。当时，他肝病眩晕，正在请假进行调理治疗。他手捧谕旨，既感到紧张，又拿不定主意。

然而接旨后的曾国藩即于五月二十九日给朝廷上奏，把他处理此案的初步看法提了出来，认为该案最关键之处在于确定武兰珍是否真的受王三指使，王三是否真的是被教堂供养的，教堂收养的孩童以及挖眼剖心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其时曾国藩虽是老朽不堪，但是因为舍不得丢下手中的权势，所以还在勉强支撑着。他向朝廷表示，虽然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他仍然会不辞辛苦前往天津处理此事。

这封奏折发给朝廷以后，曾国藩左思右想，认为要想把这件事情妥善处理好是很难的。且不管事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就目前情况而言，要是把法国给得罪了，则中法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结果朝廷不可能会满意，也是他曾国藩承受不起的；若得罪天津百姓，那么百姓们难免会骂他是“卖国贼”。处于这等矛盾之中，曾国藩甚至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在处理案件时甚至可能丢掉性命。于是，他于六月初四日写了一封信给曾纪泽和曾纪鸿，信的内容类似遗嘱。信中他是这样写的：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成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弃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抄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份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抄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右。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

清末在华主教合影旧照

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秀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这封信有一千多字，详细说明了如何安排他的后事，以及嘱咐儿子如何为人处世。从这封信中足以看出曾国藩当时是抱着大义凛然的心态去处理这个案件的，信中也显示了他对此事感到诚惶诚恐，为他的天津之行增加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的全过程中，和常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二、违心断案

曾国藩于六月初十日到了天津之后，看到事态就在他的预料之中，天津城内人心浮动，大家都等着看朝廷如何处理此事。同时，洋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曾国藩在十一日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虽然不知道事情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但正事也是必须要办的。在曾国藩看来，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安定人心，因此他于十一日向天津城内的百姓发出了《谕天津市民》的告示：

自咸丰三、四年间，本部堂即闻天津民皆好义，各秉刚气，心窃嘉之。夫好义者，救人之危难，急人之不平，即古所谓任侠之徒是也。秉刚气者，一往直前，不顾其他，水火可赴，白刃可蹈之类是也。斯固属难得之质，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则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即以昨五月二十三日之事言之。前闻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说。尔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为义愤之所激发。然必须访察确实。如果有无眼无心之尸实为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犯实为教堂所指使，然后归咎洋人，乃不诬枉。且即有真凭实据，亦须禀告官长，由官长知会领事，由领事呈明公使，然后将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惩治，乃为合理。今并未搜寻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既不禀明中国官长，转告洋官，自行惩办；又不禀明官长，擅杀多命，焚毁多处。此尔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我能杀，彼亦可以杀报；我能焚，彼亦可以焚报。以忿召忿，以乱召乱，报复无已，则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属可危。内则劳皇上之忧虑，外则启各国之疑衅。十载讲和，维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变，荼毒万姓而有余。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祸患入于门庭，忧辱及于父兄，可乎？国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干戈起于疆场，忧危及于君上，可乎？此尔士民素无远虑之故也。

津郡有好义之风，有刚劲之气，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则足备干城；误用之，则适滋事变。闻二十三日焚毁教堂之际，土棍游匪，混杂其中，纷纷抢夺财物，分携以归。以义愤始，而以攘利终。不特为洋人所讥，即本地正绅，亦羞与之为伍矣。

本部堂奉命前来，一以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明理而后可言好义，必有远虑而后可行其刚气，保全前此之美质，挽回后日之令名。此后应如何仰体圣意，和戢远人，应如何约束同侪，力戒喧哄，如何而惩既往之咎，如何而靖未平之气。仰读书知理君子悉心筹议，分条禀复。特谕。

当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同曾国藩一起负责处理这件事情，此人已经有了多年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由于惧怕洋人，养成了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秉性。曾国藩虽然在官场上混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多少机会和洋人打交道，所以在处理案件时较多听从崇厚的建议。据崇厚的意思，还是尽最大努力不要把洋人得罪了。曾国藩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也只好试一下崇厚的方法了：“天津人心汹汹，拿犯之说，势不能行，而非此又不能交卷。崇帅欲余撤道、府、县三官以悦洋人之意，余虽知撤张守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从以全大局。”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民心与洋人二者中，无疑是选择了后者。

但这么做和曾国藩平时的为人是不相一致的。所以他的内心也充满矛盾。在六月十七日的家信中他是这样写的：“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至六月二十一日，曾国藩不满于崇厚过分崇洋媚外的做法，他在给儿子的信里又写道：“天津洋案，罗公使十九日相见，虽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推诿于提督，为兵船到后要挟地步。目下洋船到者已八九号，闻后来尚且不少，包藏祸心，竟不知作何究竟。崇帅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以顾和局，余观之殊不足恃。死生置之度外，徐俟其至而已。”

虽然如此，曾国藩的主意已定，在处理此案的时候，不惜得罪国人，也要偏向洋人。

为天津教案，同治帝在六月二十三日下了一道谕旨：“有人奏，风闻津郡百姓焚毁教堂之日，教堂内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执，该大臣于奏报时并未提及，且闻现已消灭等语。所奏是否有其事，着曾国藩确切查明据实奏闻。至所称传教有碍通商一节，应如何设法弭衅之处，并着详察情形妥筹具奏。原折着抄给阅看，将此密谕知之。”同日又下了一道谕旨：“前据曾国藩奏，本月初六日启程赴津，现抵该处已逾多日，此案启衅根由想该督必已详细查明妥为筹办矣。迷拐一案究竟有无确据，此系紧要关键，即着该督迅速具奏以慰廑系，并将现在筹办之法及该处近日民情一并奏闻。崇厚已派出使法国自应及早启行，着曾国藩体察情形，如崇厚此时可以交御，即着该侍郎先行来京陛见，以便即日起程，其通商大臣事务着曾国藩暂时接办。成林现已病痊销假，不日亦可驰赴天津，俟该京卿到时，曾国藩即可将通商事务交卸。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因此曾国藩于六月二十三日上奏朝廷，向朝廷汇报了他办理此案的经过。并在奏折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挖眼剖心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他在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愤，激成大变，必须确查虚实，乃能分别是非曲直，昭示公道。

18世纪末中国官员审理中外纠纷时的场景

臣国藩抵津以后，逐细研讯教民迷拐人口一节，王三虽经供认授药与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又其籍在天津，与武兰珍原供在宁津者不符，亦无教堂主使之确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名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

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帖之虚实剖辨明白。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堂址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庋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中国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之女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堂中院落较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巨变。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并且，他在奏折中写明了天津市民对此有疑惑的原因，他写道：

天津风气刚劲，人多好义，其仅止随声附和者不失为义愤所激。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惟当时非有倡首之人预为纠集，正凶本无主名，津郡人心至今未靖，向来有曰混星子者结党成群，好乱乐祸，必须佐以兵力，乃足以资弹压。顷将保定铭军三千人调扎静海，此军系记名臬司丁寿昌统带。该员现署天津道缺。一俟民气稍定，即以缉凶事件委之，该署道督同府县办理，当可胜任。至武兰珍犯供既已牵涉教堂，经臣崇厚饬令地方官赴堂查验，实为解释众疑起见。近日江南亦有教堂迷拐之谣，亦即如此办理。其后丰大业等之死，教堂公馆之焚，变起仓猝，非复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酿成如此巨案，究系官府不能化导于平时，不能预防于先事。现已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由臣国藩拣员署理。

同日另片具奏，其杀毙人口现经确查姓名实数，惟仁慈堂尚有女尸五具，未经寻获，其余均妥为棺验，交英国领事官李蔚海收存。俄国三人，已由该国领事官孔气验明掩埋。谨开列清单，恭呈御览。法国公使罗淑亚业经到津议及赔修教堂事，宜臣等拟即派员经理。余俟议有端绪续行陈奏，其误毙俄国之人命、误毁英美两国之讲堂，亦俟议结另行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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