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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 天津教案（第2页）

至六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又两次向朝廷呈上奏折，再次明确表示像挖眼剖心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并认为对此事的处理委曲求全才是解决问题的上策，处理要以不引发战争为原则：

臣于二十三日业将查明大概情形会同崇厚恭折具陈在案，洋人挖眼取心之说全系谣传，毫无确据，故彼族引以为耻，忿忿不平。焚毁教堂之日众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且当时由教堂取出，必有取出之人，呈交崇厚收执，亦必有呈交之人。此等异事，绅民岂有不知？臣抵津后查讯挖眼取心有无确据，绅民无辞以对。内有一人言眼珠由陈大帅自带进京，大帅者俗间称陈国瑞之名也。其为讹传已不待辨。原其讹传所起，由崇厚前月二十四日专弁到京，向总理衙门口称有搜出眼珠盈坛之说。其时仓猝传闻，该弁未经考实致有此讹。其实眼珠若至盈坛，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即云残害其尸具又将何归？此可知其妄者。

公廨会审旧照

19世纪中后期，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员一道审理民教纠纷。该照表明，中国的司法权已受到外国势力的严重破坏。

谕旨垂询迷拐一案究竟有无确据。臣查挖眼剖心决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间拿获俄国领事官孔气商酌，每伤一人给予恤银五千两。该领事当以请示国主为辞。昨经臣处动用公牍再为询商。惟法使罗淑亚必欲将天津府县及陈国瑞三人拟抵，经臣照复该使，府县并非有心与洋人为难，陈国瑞不在事中，仍复曲徇所请将该府县奏交刑部治罪。昨据该使照会仍执前说，必令该三员抵偿，又遣翻译官德伟力亚来臣处面称，必如照会所言方不决裂。臣与辩论良久，问该使称府县主使究有何据，德伟力亚不能指出，然其辞气始终狡执，未就范围。臣查府县实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该使必欲拟抵实难再允所求，由臣处给予照复，另录送军机处备查。彼若不拟构衅，则我所断不能允者，当可徐徐自转，彼若立意决裂，虽百请百从仍难保其无事。

谕旨垂询近日民情，虽经臣迭次晓谕，而其疾视洋人尚难遽予解化。良民安分畏事，每欲自卫身家；莠民幸灾乐祸，辄欲因乱抢夺。浮动之意至今未定，故有邀集家绅往见罗使者，亦有撕毁教堂告示者，现有铭军二千人在此弹压，当可无虞。但臣举措多不惬舆情，堪内疚耳。

谕旨询及崇厚如可交卸，即着先行来京。现在办理虽有端倪，罗使尚未应允。臣于夷务素未谙悉，且病势久深，崇厚与洋人交涉已久，无事不熟，应请饬令该侍郎暂缓赴京，留此会办，俾臣不致偾事，于大局实有裨益。所有微臣奉旨查询缘由，谨缮折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六月二十五日，同治帝再一次颁布上谕：

曾国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曾等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见，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该督等现给该使照会于缉凶修堂等事，均已力为应允，想该使自不至再生异词。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至备预不虞，尤为目前至急之务，曾国藩已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驻扎张秋之兵，自应调扎附近要隘，以壮声威。李鸿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驰抵潼关，所部郭松林等军亦已先后抵陕。此时窜陕回匪屡经官军剿败，其焰渐衰，若移缓就急，调赴畿疆似较得力，着曾国藩斟酌情形，赶紧复奏再降谕旨。日来办理情形若何？能否讯就了结？并着随时驰奏。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沿江沿海各督抚本日已有寄谕，令其严行戒备。陈国瑞当时是否在场，到津后即可质明虚实。已令神机营饬令该提督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对此曾国藩在奏折中回复道：

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臣于五月二十九日复奏折内，曾声明立意不与开衅，匝月以来，朝廷加意柔远，中外臣民亦已共见共闻。臣等现办情形，仍属坚持初议，而罗酋肆意要挟，卒未稍就范围。谕旨所示，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确中事理，洞悉敌情，臣等且佩且悚。目下操纵之权主之自彼，诚非有求必应所能潜弭祸机。此后彼所要求，苟在我稍可曲徇，仍当量予转圜。苟在我万难允从，亦必据理驳斥。惟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若中国无备则势焰张，若其有备和议或稍易定。现令张秋全队九千人拔赴沧州一带，略资防御。李鸿章前在潼关，臣已致函商谕，万一事急，恐需统率所部由秦入燕。此时陕回屡受大创，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移缓就急，迅赴畿疆办理，自为得力。英法两国水师提督顷已均在大沽，其请示国主旬日内当有复信。法国若仅与津人为难，则称兵必速；若要求无厌，直与国家为难，则称兵较迟。李鸿章若于近日奉旨移军东指，当不嫌其过缓。

臣于洋务素未研求，昨二十一日眩晕之病又复举发，连日心气耗散，精神不能支持，目光愈蒙。二十六日崇厚来臣处面商一切，亲见臣昏晕呕吐，左右扶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该大臣已有由京另派重臣来津之奏。

臣自咸丰三年带兵，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朝廷接崇厚之奏是否已派重臣前来，应否再派李鸿章东来，伏候圣裁。抑臣更有请者，时事虽极艰难，谋划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疾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清“民教之争”奏议印本

曾国藩上此奏折后，已经预感到会有许多人谴责他对此事的处理不公，他在二十四日给曾纪泽的信中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己的做法对内有负于神明，对外也会挡不住舆论的压力。

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信中，他给自己的儿子写下了以下的话：“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

自己的行为愧对天地良心，愧对天下国人，这些曾国藩都是非常明白的，但他为何又执意要这么做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怕！”怕如果这件事得罪了法国人，就会引发战争，那么清政府就一定会在战争中失败。曾国藩的这种对洋人的恐惧，在他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给彭玉麟的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国藩办理津案之时，诸多棘手。缉凶一层，已于九月间奏结，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等犯二十五人，其赔偿、抚恤等事由总署议定，约给五十万金，洋人始就范围，全案业已议结。大抵此事在局中者皆以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匪难，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故夏秋间办理此事，不惮委曲迁就，躬冒不韪，冀以消弭衅端。惟仆初赴津门，力疾前往。精神不能遍照，布置多有未周。六月二十三日一疏袒护天主教，既乖正理，并违本心，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五疑”一层，遂致物议沸腾。八月二十八日曾陈一密片，稍救前疏之失。法布构兵，法国为布人所围，几致破灭，而布使在京，仍与法使联络一气，坚持津案，仍不肯稍有异议。英俄各国亦复彼此勾结，其交甚固。刻下虽暂无事，而中国既无术自强，彼族环伺，后患方长，实深隐虑。

正是因为受制于这样一种恐惧心理，曾国藩再一次向人民举起了屠刀，重新变成了他以前做“曾剃头”时的模样。八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十三日，他两次向朝廷呈上奏折，汇报了他对天津教案的最后处理：处决天津市民二十人，有二十五人被发配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革职充军，并且向法国赔偿白银五十多万两，并派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

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众忿齐发，聚如云屯，去如鸟散，事后追究，断不能辨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但求确系下手正凶，不复究其殴伤何处，此变通办理之一端也。常例断狱决囚，必以本犯画供为定。其本犯供词狡展，则有众证确凿，即同狱成之例。此案则各犯恃无尸亲，坚不吐实，旁人又不肯轻易指质，众证亦殊难得。臣等议定本犯无供，但得旁证二人三人指实，取具切结，亦即据以定案，此又变通办理之一端也。计讯定证供确实者十一人，无供而有确证者四人，共计可以正法者十五名。拟办军流者四人，拟办徒罪者十七人，共计可科轻罪者二十一名。除即日将各犯供折咨送总理衙门暨刑部外，谨先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其情节较重，讯有端倪，供证均未确实者，尚有十六名，拟归于第二批办理。情节较重，在逃未获者，尚有十一名。一并开单先呈御览，以释宸廑。将来第二批奏结，或再办首从犯各数名，或与洋人订定抵偿实数，中国如数办到，请旨敕下总理衙门核定行知臣等，以便遵循。此次定拟各犯，若遂速行处决，将来拿办愈难，应与洋人商定，统俟续奏二批后并案办理。

然后曾国藩又在奏折中写明了他对天津教案第二批人犯的处理办法：

两旬以来，严饬地方文武各员续行访拿，昼夜研讯，又获应正法者五人，应办军徒者四人，各犯供词抄咨总理衙门及刑部备查，谨开列清单续呈御览。此次审明各犯，皆系续行缉获，不在前次附开两单之内。其前单供证未确者，除何四现已治罪外，其余再四讯鞫，迄无定供，亦无确证，碍难定罪，应即随时释放。前单在逃未获者，除杨二现已拿办外，其余购线密拿，迄未缉获。其中尤要之犯，应俟缉获至日，另行奏结。此案事起仓猝，并无预先纠集之人，其后杀人放火万众喧杂，亦非百姓始意所能料。今中国力全邻好，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诸邦。昨准总理衙门抄录罗使信函移咨到臣，内称派德翻译官前赴天津出具切结，并确查烧毁房屋被抢物件，以便议偿等语。该翻译顷已抵津，俟查回京当可议定赔偿确数。拿凶一节最为难办，此事就绪，则其余各节皆可次第定议。惟查拿凶手虽系首先应办之事，而处决人犯究为最后完案之着。臣等先后定拟，应行正法之犯，应请敕下总理衙门，俟修堂赔银诸事议结之后，知照臣等酌定行刑日期办理，免致处决之后，事犹未了，民气既已大伤，和局仍多不协，不能不鳃鳃过虑也。所有臣等讯结天津案内第二批人犯，分别定拟缘由，谨合词缮折，由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这种有违民心的处理方式被公布于世之后，国内的人民愤怒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纷纷对曾国藩这种侮辱国家和人民的不齿行为进行谴责。翁同在日记中对他进行了讽刺：“自津事起，通商大臣亲往美国馆中，列长筵，以温主慰藉法酋，坐下座，奉事甚谨。继而，为下保护之诏，为通饬疆臣维持之札，有言及迷拐事，则力曰其诬。直是心悦诚服，非含垢忍辱而已。继而得曾、李（指李鸿章）复函，以为谋深识，中外一心矣。毛公（指毛昶熙）铮铮，尚持公论，董恂（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则曲意奉迎，不堪言状。噫！”如仓植指责说：“诚恐上损国体，下失民心，为今之计，当不应尔。”他书写的悬挂在湖广会馆的楹联，也被他在京的湖南同乡气愤地撕毁了。

三、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对天津市民的残杀，在曾国藩一生大规模的“剃头”行为中算是最后一次了，然而，此次残杀并没有令他因此而得到荣誉，而是把他几十年的声誉都给毁了。连他自己也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后悔。他在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给彭玉麟的信中就进行了忏悔：“仆自问四五年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莅任畿辅，皆系画蛇添足。此次再来江南，则画虎不成，反类犬矣。”回忆曾国藩的一生，他没有几件事不是做得违心的。不想做官，但却一直到死都在做着；不想杀人，却是个杀人魔王，这样的一生实在让人感到悲哀。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曾国藩此次杀害天津市民以满足洋人要求的处理方式，虽然各方人士都谴责他做得不对，他自己也愧悔万分，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却收到了成效：实实在在地使一场战争归于平息。所以，清廷非常满意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因为在清廷最高统治者看来，中国人有的是，把几个“不安分”的中国人除去，这并不是什么要紧事，而一旦把洋人惹恼了，清廷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了。另外，很客观地说，在当时中国实力如此软弱的情况下，自不量力，对洋人采取强硬政策，我们也不能想像结果会是怎样。就连当时和曾国藩势不两立的清流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当他在湖广总督任上面临同样的“教案”事件时，采取的处理方式与曾国藩也没有两样，并十分后悔自己当初对曾国藩的指责，这件事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六月初十日曾国藩到达天津算起，到九月二十日离开，总共不过一百零二天。如果从接到处理天津教案的谕旨那一天开始计算，到八月四日改调两江总督止，仅仅七十天的时间。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眩晕、腹泄、呕吐的现象曾一度出现在曾国藩身上，崇厚因此上奏总督病重，希望朝廷能够另派一名大臣，清廷乃着工部尚书毛昶熙和江苏巡抚丁汝昌到天津协同办理此事。八月，又命李鸿章会同办理，并把曾国藩直隶总督的职务接替了过来。曾国藩先后共逮捕了八十多名无辜的群众，于八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十三日分两批结案，于是天津有二十名市民被杀，二十五人充军，同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革职充军，还以赔偿费和抚恤费的名义付给法国共五十多万两银子。朝廷还令崇厚为钦差大臣，到法国去进行正式的道歉。一场中国人民反教会的斗争，却招致了无数民众死于无辜和清政府的屈辱赔款。

同治九年年底，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曾国藩也已经重新担任了两江总督的职务。他在给老部下李元度写信的时候，才更冷静地对自己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处境与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六月初旬，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分歧。论理者，佥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毂。鄙人偏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弭衅端，办理过柔，以至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

这里，曾国藩痛苦地反省了自己“过柔”的处理手段。这种手段给他带来了“谤议丛积”和“积年清望几于扫地殆尽”的后果，他所付出的代价非常惨重。

以奕为代表的一些人组成了“论理者”，包括李鸿藻、倭仁、翁同、李如松、宋普等人。他们认为民为邦本，朝廷的统治一定不可以失民心，失民心则天下解体，可利用当今的民心，利用这个机会，把京城的外国使馆和头领都除掉，与外国决一死战，一来报了咸丰之仇，二来也是大快人心之事。醇亲王奕在天津教案后的第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递上一封密折，再次把他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地申明：“今夷务内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迫朝廷以不能不允之势，杜极谏力争之口。如此要挟，可谓奇绝。去年崇厚出使，以及惩处天津府县，其明证也。”他说：“欲复深仇（按，指咸丰帝对英、法联军之仇等），全赖各省民心，大吏筹措，而其权实操之于内。即如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颈以望，乃诸臣不趁势推之于民以喝夷，但杀民以谢夷，且以恐震惊宫阙一语以阻众志，而不审度必不至此。不但一时全局荡然，自然亦难望转机矣”。这些“论理者”的强硬外交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百姓的赞同，他们对“含垢忍辱”者的愤慨，多少也是我们民族自尊心的表现。但是，他们却不懂得审时度势，对中西冲突中的双方实力根本就不了解，夜郎自大，一心只想着“决战”和“雪耻”，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并无实际应该采取的行动，实际的“决战”准备就更谈不上了。

奕旧照

以奕为代表的“论势者”派，包括崇厚、董恂、宝、沈桂芬、丁汝昌等人，他们多为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外交大臣，或封疆大吏。他们认为中国的将兵武器根本不能和外国相比，皇宫曾经迁逃热河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他们认为只有解除彼此的争端，保存和局，中国才有徐图自强的可能。他们这种从现实出发、考虑到未来的态度，也有可以借鉴之处。然而他们违背民心，不顾国家尊严，缺少民族气节，因此时人和后人都以之为耻。曾国藩历来与奕等人就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而崇厚又是与他共同办案的人，所以他比较偏向“论势者”这一方。

其实，曾国藩自己何尝不愿意做一个“论理者”，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维护国家的主权。西方列强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实质上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他们除了运用武力野蛮地掠夺中国外，在外交上也以武力相威胁，或者用武力得到外交所得不到的实惠。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和其他的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勾结，与英、美等六国联合抗议清廷。曾国藩非常了解侵略者的这套把戏，他懂得对待武力的威胁，武力的防备是必须的。他在六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是这样描述他的想法的：“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若中国无备，则势焰张；若其有备，和议或稍易定。现令张秋全队九千人拔赴沧州一带，略资防御。李鸿章前往潼关，臣已致函商谕，万一事急，恐须统率所部由秦入燕。此时陕回屡受大创，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移缓就急，迅赴畿疆，办理自为得力。”九月初九日，他又奏请将福建船政局购办的京米留下两万石放在天津，用以满足李鸿章军及刘铭传军之需。接着于七月十九日奏请檄令刘铭传赶到天津去亲自带领铭军。这些措施表明，曾国藩知道如何防范侵略者的外交。同时，他下定决心，即使事情发生突变，他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在来天津前便“自誓效命疆场”，即使是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他向皇上也表达了自己尽忠的决心：“臣自咸丰三年带兵，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然而，曾国藩在天津的涉外活动，却丝毫没有显示出一点要“效命疆场”的痕迹，而是完全遵从了李鸿章运筹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的策略，事事处处给侵略者让步，最后滥杀无辜的中国人，向侵略者赔款赔罪才把这件案子了结。这种言行的不一致，仅仅用道德修养是不能够解释清楚的，而是由于他在办案过程中对中外形势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他写信给宝道：“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军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他给彭玉麟的信则阐述得更为详细：“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众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他把自己的内心剖析得很清楚：“必须隐忍以全和议者，就势而言之也……必须力争以全国体，此就理而言之也。欲求理势兼顾，殊无良策。敝处所办，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议之腾，亦无足怪。”他也是由于形势上的迫不得已，这位内心充满“论理者”思想的人实际行动中却成为了“论势者”。

曾国藩固然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外形势上的差异，懂得运用武力的意义非常重大，也懂得应该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但是，他畏惧敌人强大的势力，甘愿受辱，因而丧失了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便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然而，清廷对于处理天津教案的指示，曾国藩也不敢违抗，也只能顺着朝廷的意思做。例如，五月二十五日，朝廷命令曾国藩到天津去处理此案的第一道上谕中说：“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感觉上好像要曾国藩去伸张正义。所以，曾国藩在五月二十日处理此案的第一份奏折中，也就仔细调查了案情，摆出一副“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的“公允”姿态。可是，软弱无力的清政府根本没有坚定的态度处理此案，后来因为侵略者的威吓而屈服，再也不敢追究“罪无可”者的责任，曾国藩也就对这些“迷拐人口”的“匪徒”不再进行审讯，反而将矛头指向了烧毁教堂的那些人，转换了用刑的方向，改变了专政的对象。这无论对他、对清廷、对历史都是一个悲剧！

在夹缝里讨生活的人，或者是从夹缝中冲出去，去重新寻找自己的天空，或者就只能四面碰壁，四面讨好，而最后却什么都得不到。曾国藩就属于后一种类型。他由于畏清廷、畏洋人而做下丧失国格的事，由于处事违心而内疚，由于悖情逆理、遭到舆论的谴责而终日闷闷不乐，这位天津教案的镇压者在办案过程中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也是这位早年重视“华夷之辨”、中年首次提出创办洋务以图自强的曾国藩，在他的晚年却做出了如此辱国屈膝的勾当。他这位悲剧人物的产生也正是当时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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